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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焕研究】王荣湟:明末将领袁崇焕家庭考实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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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将领袁崇焕家庭考实

王荣湟

 

摘 要: 关于明末著名抗金(清)将领袁崇焕的家庭情况,学术界缺乏研究。梳理袁崇焕的家庭情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袁崇焕其人,并澄清困惑后人的袁崇焕籍贯、后裔等问题。

关键词:袁崇焕;家庭;明清战争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及第,授邵武知县;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山石兵备道、宁前兵备道、辽东巡抚、蓟辽督师。天启六年(1626年)、七年袁崇焕两败后金军于宁锦城下,立下显赫功勋。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率军入援京师的袁崇焕被崇祯帝逮捕入狱,并于翌年八月以“谋款谋叛”之名加以杀害,一代名将就此泪洒黄龙。

 

作为明末著名的抗金(清)将领,有关袁崇焕的研究成果众多,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却少有人知。清武英殿本《明史·袁崇焕传》载:(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亦是语焉不详。以往学界在讨论袁崇焕籍贯时,对其家庭情况有所涉及。它们主要是依据(民国)《东莞县志》转引《袁督师行状》的记载、袁崇焕《三乞给假疏》的自述,指出袁崇焕主要的家庭成员为祖父袁世祥、父亲袁子鹏、母亲叶氏、嫡兄袁崇灿、亲弟袁崇煜、亲侄袁兆基;又据(同治)《藤县志》和《枣林杂俎》的记载指出袁崇焕有妻或妾黄氏、阮氏;对于袁崇焕后裔,一致认可《明史》本传的无子之说。

 

这些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袁崇焕的家世背景、婚姻子女家庭关系、袁崇焕被抄家流徙情形以及族属后裔去向等问题,仍然多有未尽之处。本文将主要利用平南袁满庆家藏《袁氏家谱》《孟水斋存牍》《度支奏议》等前人较少利用的文献,以及域外的朝鲜王朝历史文献,来考察上述袁崇焕家庭的相关问题。不当之处,乞专家指正。

 

袁崇焕家世背景

 

家谱作为家族的历史,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其中包括家族人口要素、文化状况、婚姻状况、移民状况、职业活动等等。考察袁崇焕的家世背景,必须充分利用相关家谱文献。

 

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藤县里罗村、河村发现了分别为袁骥绍、袁骥永家藏的两份袁氏家谱。两份家谱共同特点是奉袁崇焕祖父为始祖,而自以为袁崇焕弟袁崇灿后裔。关于始祖情况,两份家谱称其“字西堂”,“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于正德初或嘉靖初来广西梧州府苍梧县绒圩贸易,“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汛,受业建籍”。关于家庭成员情况,称袁西堂妻谢氏,生一子字子鹏,或讳子鹏;子鹏妻何氏,生崇焕、崇灿,崇焕为长;崇焕妻叶氏,生三子,抄家时逃往广东东莞县;崇灿生三子,长昭始,次昭左,三昭勋,两枝袁族均为昭始后裔。后来广西平南县白马圩又发现袁子鹏墓碑,碑文所载与家谱大致吻合,差别在于以崇焕为长,崇灿为次,崇煜为季。

 

家谱、墓碑发现之后,一些研究者便视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据以认为袁崇焕祖父早在嘉靖初便徙居广西,落籍藤县。事实上,这两份袁氏家谱和袁子鹏墓碑文错误很多,它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文献记载格格不入,因而有人言其为“地道的冒牌货”、“伪碑假谱”、完全是“杜撰”的。这也说明作谱立碑的里罗村、河村袁氏族人并非袁崇焕族属后裔,因此他们追溯的家族发展历史并不真实。考察家谱的史料价值首先需要分析家谱撰者与所考察家族对象的关系,如果是直系子孙或近支后裔所作,其人口资料史料价值往往比较高。在现存的所谓袁崇焕族人谱乘中,以平南袁满庆家藏《袁氏家谱》最为可靠。

 

这份《家谱》前有署名袁炳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所作序言。袁炳,字文锦,为袁崇焕过继五世嗣孙。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乾隆帝专旨为袁崇焕平反,并命广东巡抚尚安查访袁崇焕后裔。次年八月,尚安奏访得袁崇焕五世孙袁炳,请以“以佐杂等官选补”。袁炳即“以八九品官选补”,任职江西“峡江县丞”。乾隆四十九年九月,袁炳于峡江县撰成这份《家谱》。

 

正由于是袁崇焕祧继嗣孙袁炳所作,平南袁满庆家藏《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可信度高,对了解袁崇焕家世和族属后裔迁徙始末有很高史料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家谱》对研究袁崇焕家世的重要价值,但是由于疏于考证,结果得出一些有问题的结论,如以红瑁为袁崇焕祖父名讳,以袁崇焕母为何氏,以为袁崇焕兄弟袁崇灿、袁崇煜皆无后。以下根据《家谱》,并引据明末清初的文献记载,来考述袁崇焕的家世背景。

 

《家谱》序言载,袁崇焕先祖来自山西历山,累迁福建宁化,江西雩都、信丰,广州南海,后族支定居东莞茶园、温塘、水南等地。至袁崇焕祖父袁世祥辈,世居广州府东莞县水南乡袁屋墩。正文载:“十三世祖讳红瑁,字世祥。妣谢氏,生二子,长子鹏,次子腾。公之长子游粤西山川,兼贸木材,定居平南白马。祖居东莞温塘水南乡袁屋墩。”“十四世祖讳子鹏,红瑁公长子,由粤东迁西后,居平南白马。妣何氏,生三子,长崇灿,次崇焕,三崇煜。”又载:“十四世祖讳子腾,红瑁公次子,东籍,随兄迁粤西平南白马。妣丘氏,生子长崇炜,次崇烨。长崇炜回祖居,卒于水南,葬于东。”

 

《家谱》中所记袁崇焕家族成员情况基本可以由明末清初文献所验证。

 

如《袁督师遗集附录》载,袁崇焕“生万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为“水南人”,即指袁崇焕出生于东莞水南袁屋墩。又《袁督师行状》载:“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崇祯)《东莞县志》记载:“袁世祥,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可见,《家谱》所云袁崇焕父为袁子鹏属实,而其祖父名讳应为世祥,并非《家谱》所谓红瑁。

 

关于袁崇焕母亲姓氏,《家谱》误载为何氏,其实应作叶氏。《袁督师行状》载:“仍留其祖遗屋数楹,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又袁珏《前明蓟辽督师袁元素先生》诗注载:“母叶氏年老不徙。”《袁督师行状》述袁崇焕家庭成员应该无误,所以袁崇焕母亲应为叶氏。

 

至于袁崇焕兄弟排行,袁崇焕《三乞给假疏》云“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是崇灿为长,崇焕为次,与《家谱》合。然而嘉庆间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却有诗《乐性堂读书示灿、煜二弟》《哭弟灿》,反称崇灿为弟。袁崇焕自言照理说应无误,但这两首袁崇焕诗也没有认定为伪作的确切证据,因此关于袁崇焕的兄弟排行姑存疑待考。

 

关于袁家迁居平南白马之事,《家谱》载袁家累世以农垦为业,至袁崇焕父袁子鹏,以经商为生计;他“游粤西山川”,开设店铺,“兼贸木材”,遂“定居平南白马”。《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录有《游雁洲》一诗,下注“予居平南”,又录有袁崇焕中举后所作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中有“少小离乡国,飘零二十年”句。这两首诗皆可佐证袁崇焕自小便离开水南,随父居住广西平南白马。又《醴庭诗话》云,袁崇焕“旧居在白马驿,宅临大河,今为何氏所有”,遗址在今平南白马圩西江码头顶。据学者考证,其故居由住宅、店铺组成,商号名“西堂”,为袁世祥所名,故后人称此码头为“西堂码头”,谓世祥“西堂公”。明清时两广经济联系紧密,地区间人口流动频繁。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曾说:“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广西平南白马地处西江北岸,水深流缓,利于航行,明清时商业繁盛,客商云集,当地铺户大多数是广东人经营。可见,《家谱》所言袁子鹏往平南白马贸易木材并非无据。

 

不过,有研究者根据袁崇焕父、祖来往西江经营木材生意的事实,判断袁家不为东莞当地袁氏宗族所接纳,故到藤县冒籍考试,后来又在水南建立与蛋民祀蛇崇拜有关的三界庙,进而推断袁崇焕是出身卑微的蛋民,此说有些臆断。首先,袁家世居东莞茶园、温塘、水南等地,并非不为当地宗族接纳;其次,袁崇焕之所以在藤县注学籍,是因为在平南注籍被人攻讦;第三,水南三界庙并非袁崇焕所建,袁崇焕《重建三界庙疏文》提到三界神是来自广西贵县的冯姓神医,与所谓蛋民祀蛇崇拜无涉。事实上,袁家是来往两粤经商的铺户,而绝非所谓蛋民出身。

 

需要说明的是,袁崇焕出生于东莞水南,自幼随父母客居平南,并寄籍于邻近的藤县,出仕后家人迁回东莞老家居住。如据《孟水斋存牍》载,“查看得袁崇焕原籍广西,入仕后始以东莞为一枝之托”。天启四年七月,袁崇焕父亲袁子鹏便是病逝于东莞水南家中。天启间,袁崇焕与弟袁崇煜曾为东莞石龙镇天妃庙“铸钟一口,悬庙中”。天启七年秋,袁崇焕乞休回乡,并非回藤县或平南,而是返回东莞,并应“同乡诸父老青衿”之请为水南三界庙作文募捐,即著名的《重建三界庙疏文》。文中称水南为“予里”,落款中自称“里人”。可见,袁崇焕籍贯为东莞是他自己承认的。关于袁崇焕籍贯为东莞,这里再补充一条前人未见的重要证据。据《度支奏议》记载,当袁崇焕家属被缉拿流徙,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奏疏中说,“查崇焕虽广西藤县籍而实广东东莞人”,这个说法据自官方掌握的人事档案,其可靠性毋庸置疑。据此可见,袁崇焕虽然是寄籍于广西藤县,但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东莞人,当然籍贯也应是广东东莞。

 

总之,通过对《家谱》和同时代、相近时代历史文献的研究,考述了袁崇焕的家世背景,并可以对袁崇焕的籍贯问题下这样的结论:籍贯东莞,曾居平南,寄籍藤县。

 

家庭环境对袁崇焕的影响


袁崇焕的家庭环境及早年经历对他性格、价值观的形成、能力的培养和事业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父母重视读书、功名,袁崇焕幼年便得到良好的封建学校教育。

 

袁家店铺虽然小本经营,“非有厚产,不过终岁拮据”,但是相比广大寒门子弟来说,仍然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袁崇焕就学赴考。袁崇焕既随祖、父居平南,本欲在平南注籍报考童试,被人攻讦冒籍,遂“改籍藤县”,应童子试。万历二十五年,袁崇焕顺利通过童试,成为藤县县学生员。万历三十四年,袁崇焕中广西榜举人。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中己未科三甲进士。袁崇焕乡试、会试均以《诗经》中式,他工于作诗,“所作皆豪迈有真气,足称其为人”。袁崇焕兄弟袁崇灿、袁崇煜也受学,袁崇焕曾作《乐性堂读书示灿、煜二弟》诗,鼓励两位兄弟用心苦读,从书中求得人伦大道;又作《山海关送季弟南还》诗,告诫袁崇煜努力举子学业, “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

 

其次,父母立族规家训,并言传身教,忠君爱国、尚义轻利成为袁崇焕终身操持的价值观。

 

袁崇焕严格恪守“不爱钱、不惜死”的家训,不置产业,不爱金钱,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廉官员。自登上仕途,两年作令,到十载边臣,官居高品,袁崇焕都不曾要索一钱,也从未余有一钱,以负圣恩。举世所惧者死,在辽东战争大溃败的时代背景下,文官缩足,武官却步,可是袁崇焕视死如归,在至危至险的边关前线拒绝求援,并“置母、妻、子百口于中”。在袁崇焕看来,个人生死与封疆得失相比微不足道,用他的话说:“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失攸关。”他曾对经略王在晋说:“我不惜命。”可以说,袁崇焕价值观的形成和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第三,在东莞尚武民风的熏陶下,袁崇焕文武兼修,谙熟兵法,习练武艺。

 

家庭教育既有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也受到地方风俗习气的影响。元末以降,东莞有“习技击”的风俗,并组织有颇具代表性的乡兵。受东莞尚武民风影响,袁崇焕“少好谈兵”,“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乾隆)《邵武府志》卷一五载:“(袁崇焕)素矫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可以看出,青年时的袁崇焕已武艺过人。袁崇焕还经常结交朋友,谈论兵略是他的一大兴趣。如岭南遗书本《袁督师事迹》收有袁崇焕诗《话别秦六郎》,便是写袁崇焕与友人秦六郎泛舟曹娥江,深夜谈论兵法。

 

第四,受亲戚朋友影响,袁崇焕青年起就关心国家大事,交结有志报效国家的豪杰壮士。

 

袁崇焕东莞温塘族叔袁玉佩中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任职广西平乐府推官,关心边事,平日结纳不少死士。东莞茶园人林翔凤是袁崇焕“至戚”,曾于万历三十一年广西榜中举,又中万历十六年、二十五年二科武举。袁崇焕曾称其“慷慨知兵,且善武艺”。在袁玉佩、林翔凤的影响下,袁崇焕时刻关心国家边疆战事,并广泛结交同盟志士。如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攻占抚顺、清河。袁崇焕乘舟过平乐府拜访族叔袁玉佩,登城东南筹边楼,作有《舟过平乐登筹边楼》诗,希望有人挺身而出,为国家解决边患。又《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袁崇焕自言结纳了武举谢尚政、洪安澜、湛濯之,俟题中书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锡朋、毛胤昌,把总许应国,布衣张时杰、罗大灼,“俱能以谋勇宣力”。这些人有些是袁崇焕邵武县令任内所招纳,有些则是未出仕前在两粤结交的志士。


袁崇焕婚姻、子女和家庭关系


关于袁崇焕的婚姻情况,以往研究者指出其有或妻或妾的黄氏、阮氏。他们的依据一是(同治)《藤县志》卷二三录何寿谦《乡先正袁崇焕督师事略》记载:“妻黄氏投江死(原注:尸流至县属赤水峡,乡人哀而葬之。《镡津考古录》为立烈妇传)。”又《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有宁远督师府被籍没的记载,称袁崇焕有“妻阮氏”。这两个记载互异,到底谁才是袁崇焕妻子呢?

 

主张袁崇焕籍贯东莞说的学者多根据《枣林杂俎》的记载,认为袁崇焕妻为阮氏,而否定黄氏投江之说为附会之谈。这种观点并不妥当。(道光)《平南县志》卷二十载袁珏《前明蓟辽督师袁元素先生》组诗,中“寡妻赴水水无声”句下注“夫人黄氏赴水死,尸流至赤水,渔人葬之”。此袁珏,字可宝,号醴庭,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官至翰林院典籍,为广西平南的袁崇焕族属后裔。袁珏所咏组诗当时号称诗史,可信度较高,他指出的袁崇焕妻子黄氏投江之说与(同治)《藤县志》可相验证,并非孤证,表明这一说法有可能是根据平南袁氏后人的历史记忆。所以,袁崇焕妻子为黄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一八《查奏逆属安置缘由疏》载辽东巡抚丘禾嘉上呈朝廷的籍没袁崇焕家属、财物的册籍,中云“妾一口,阮氏”。《度支奏议》收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六年毕自严任户部尚书期间的奏议疏稿,它的说法据自抄家册籍,不可能有误,故阮氏为袁崇焕妾无疑。另外,朝鲜王朝历史文献也为研究袁崇焕婚姻提供了帮助。《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是崇祯二年、三年朝鲜使臣李忔赴北京朝贡途中所记,对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旁证。书中记载,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枢辅孙承宗曾问副总兵徐敷奏:“袁老爷(指袁崇焕)有何家眷在关在宁?”徐敷奏回称:“有二奶,二奶并二小姑娘、一侄子在宁。”孙承宗因此吩咐写信抚慰宁远督师府的袁崇焕家属。徐敷奏是袁崇焕亲信,当时奉袁崇焕命与总兵朱梅防守山海关,他对袁崇焕的家庭情况肯定是清楚的。“二奶奶”是当时正室外二房的俗称,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经常见到类似的称谓。徐敷奏既称阮氏为“二奶”,则知其为袁崇焕妾无疑;且由此可见袁崇焕正室妻子尚健在,只是不与袁崇焕同住。

 

总之,通过对文献的考证分析,可以获悉袁崇焕有一妻一妾,正妻为黄氏,妾为阮氏。其中阮氏侍奉袁崇焕于宁远军中,黄氏则可能长期在东莞家中侍奉袁崇焕母叶氏。

 

至于袁崇焕的子女情况,以往的研究者多肯定无子说。综合他们的说法,无子说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三:一是以布衣身份为袁崇焕诉冤而被杀的程本直《漩声记》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后嗣绝也。”二是袁崇焕的兵部同僚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说:“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减,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萃编》者?可叹也。”三是袁崇焕门下幕宾王亹也说:“大司马无子。”这些人和袁崇焕关系亲密,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此外,袁崇焕被抄家时,东莞县衙上报广州府推官的公文也记录:“(袁崇焕)浮沉宦途,家无子息。”由此可见,袁崇焕确是无子。

 

袁崇焕无子,但是并非没有所出,他与妾阮氏育有二女。据崇祯三年袁崇焕抄家时的户部册籍记载:“妾一口,阮氏;亲女二口,俱无名,一口六岁,一口三岁。”若以虚岁计,袁崇焕一女生于天启五年,一女生于崇祯元年。清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一三载有袁崇焕文《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中云:“烟客向与吾姻家绪仲宗伯谋兴构山中各院洞宇。”岭南遗书本《袁督师事迹》载此文,此处阙“吾姻”二字。“烟客”即李云龙,广东番禺人,曾为袁崇焕幕僚。“绪仲宗伯”即韩日缵。韩日缵字绪仲,广东博罗人,时任南京礼部尚书,故称宗伯。袁崇焕既称韩日缵为“吾姻家”,则可知他有一女许字广东博罗大族韩日缵之子。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崇焕还有一长女名袁小慧,嫁与东莞石碣镇梁家村梁鉴台。据署名为袁崇焕所撰《〈梁柱石公家谱〉序》中有云:“余为国勤兵,王事鞅掌,时子婿鉴台,爰执谱成帙,而恳序于余,余与海云公谊属姻家之好,敢不敏辞。”有人认为文中“子婿鉴台”即指袁崇焕女婿梁鉴台。文末落款署袁崇焕官衔:“赐进士出身奉敕加封灭虏坐北征东扫南定国公靖平王平定侯三边总制两京尚书太师太傅太子太保仍带管兵部行边内管三十六宫外管众朝文武督师行边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年家姻弟袁崇焕顿首撰”,错误实多,与明制不合,显系伪托,无足深论。

 

考察完袁崇焕的婚姻、子女情况,以下以袁崇焕的诗文为据探讨袁崇焕的家庭关系。

 

与父母的关系。袁崇焕是孝顺之人,他与父母感情很深。天启四年十月闻父亲病逝,在《初乞终制疏》中,他写自己闻丧的哀痛之状:“况大故相推,哀毁之过,神情忡悼,方寸无主,安足以再办机宜?骨立形消,即拜起俱倩人扶,此畿东府县官所见者,安能驰驱戎马如前日?”在《再乞终制疏》中,又有自责之意:“况臣绝裾以出,臣父再见无期,舐犊之恩,忧郁而没。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还之于父,令其九原贻痛,仍是望子之魂。”由于不能回家襄葬,宁远战后,袁崇焕即让幼弟袁崇煜携母亲叶氏、妻子黄氏北上宁远城居住。督辽之时,他仍以母、妻随军。袁崇焕对母亲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如《茨村咏史新乐府》卷上《东江叹》载:“袁性孝,奉母军中,每事咨禀而后行。”袁崇焕对母亲的情感从他下狱后所作《忆母》诗可窥一斑:“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瞩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

 

夫妻关系。袁崇焕长期从军,妻子黄氏侍养舅姑于东莞家中。天启六年、崇祯元年,黄氏两次随崇焕母叶氏北上宁远。袁崇焕对黄氏也有儿女情长,以下狱后作《寄内》诗为证:“离多会少为功名,患难思量悔恨生。室有莱妻呼负负,家无担石累卿卿。当时自矢风云志,今日方深儿女情。作妇更当供子职,死难塞责莫轻生。”可是黄氏听闻夫君死讯,不愿苟活,赴水而死。

 

兄弟关系。袁崇焕对兄弟的友爱之情屡见于诗。如闻袁崇灿亡故,他内心悲痛,作《哭弟灿》诗:“乍闻疑假又疑真,目断南天洒泪频。往日不伤离别苦,昨宵犹作梦魂亲。田园怜尔徒空手,甲胄惭予正在身。一去泉台无信息,来生深恐昧前因。”袁崇煜,字元约,是袁崇焕幼弟。天启二年、天启四年袁崇煜两次北上山海关、宁远军中探视兄长,袁崇焕多有题咏。如《山海关送季弟南还》诗有云:“由来友爱钟吾辈”。又云:“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时临歧感慨生。”当被定谳处死,袁崇焕作《忆弟》诗嘱咐崇煜好好照顾母亲:“上将由来无善死,合家从此好安贫。音书欲寄言难尽,嘱汝高堂有老亲。”袁崇焕又不时教导兄弟。如《乐性堂读书示灿、煜二弟》告诫两兄弟做人要得真、任天、率性:“弟也当妙年,勿为世俗累。百城南面中,旗鼓列队队。驰骋古今人,志乃气之帅。精神宜专精,勿以半涂废。此心不可欺,贵真不贵伪。老大多伤悲,年华不能再。三省吾此言,夙夜其无昧。”

 

守辽生涯对袁崇焕家庭的影响


在广宁溃败、东北边疆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满怀报国痴肠的袁崇焕洒血请缨,“自陈愿备兵”,开始了他近十年的边臣生涯。袁崇焕守辽的选择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影响。

 

首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选择从事守辽事业,袁崇焕长期在边关履职,不能很好承担起家庭责任,因而牺牲个人的家庭幸福。

 

当袁崇焕置身疆场之初,急国之难的他建功立业之心非常殷切。为了早日练成兵马、修完城池,袁崇焕“殚力瘁心以急公”。天启二年,水南家人来关慰问,盼望他早日还家。袁崇焕并不愿放下事业,他在《边关送别》诗中回答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天启四年,当袁崇煜再来军中省视,诉说家人相思之情。袁崇焕思乡情殷,其诗曰:“握手军中倍黯然,相看消瘦最堪怜。君原未惯风霜苦,我已徒劳岁月迁。乡国谈余浑似梦,鼓鼙喧里不成眠。倚闾日望还家早,岂不怀归涕泗涟?”

 

从万历四十六年冬北上进京应试至天启四年,袁崇焕家中相继发生变故。如他在《三乞给假疏》中所说:“臣自万历四十六年以公车出,幸叨一第,授令之闽,离家已七年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天启四年十月,袁崇焕巡视盖州一带河流、海岛回来宁远,即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袁崇焕两番乞求终制,诏旨皆不允,转求给假,又不许。袁崇焕不得归葬,只得忍痛夺情任事。他内心的辛酸正如钱嘉征所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而堪此哉!”百日落职,袁崇焕有《归家后作》诗表达对家人的亏欠之情:“到得家园涕自倾,此身深悔去求名。伤心今日方为子,忍泪三年为夺情。老母饥寒奄一命,孤儿锋镝剩余生。不堪既抱终天恨,又痛荆花忆弟兄。”

 

宁远战后与再起督辽,袁崇焕都曾将母亲、妻儿接到宁远居住,希望在为国效忠的同时,为家人略尽人子、人夫的责任。他屡屡宣言要以全家生死与国休戚:“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既受禄于皇恩,当竭尽其筋力。一念不忠,必取天厌。神明在上,君父难欺。”然而崇祯二年五月,因为父亲襄葬事,袁崇煜奉母叶氏、嫂黄氏南还故里,袁崇焕又不能与母、妻相伴。由于长期在外,不能尽子职、夫职、父职、兄职,袁崇焕曾经自嘲:“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孙承宗闻知袁崇焕下狱,曾作诗道:“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这句诗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诠释了一个以身许国爱国者的心酸苦楚。

 

其次,守辽的一时成功给袁崇焕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富贵。

 

从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短短4年间,袁崇焕从邵武县令累迁至宁前兵备道,官衔从正七品骤升至从三品!指挥宁远之战的成功,给袁崇焕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在战后的叙功中,袁崇焕被擢为辽东巡抚,并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又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袭。天启六年十月,因锦州、义州等城复地屯种功,“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此袁兆基,据《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载,知其为袁崇焕兄“崇灿子”。因袁崇焕无子,故熹宗封其过继嫡侄。天启七年正月,因为山海关城工告竣,袁崇焕获从二品服俸,并有赏银赐物。袁崇焕因守辽富贵腾达,宦途顺利要超过一般同僚,正如宁远战后袁崇焕控辞升荫疏所说:“况臣由按察使躐而巡抚,赐且已多。查臣同籍诸臣,参政而副使且寥寥。臣已越级而踞其上,再加枢贰而世及,臣实厚颜。”

 

崇祯初,因宁锦捷功袁崇焕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一时间,“诸臣推毂旧辽抚袁崇焕,几于章满公车”。天启七年十一月,袁崇焕被起用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十二月,因宁锦之捷补袁崇焕“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七月,赴召平台,袁崇焕自誓五年规复辽东,思宗倾心倚任袁崇焕,先是赐予尚方剑,授予便宜之权;崇祯二年闰四月,叙拒敌东渡功,荫袁崇焕锦衣卫正千户;崇祯二年十月,袁崇焕以秋防功加太子太保。

 

在袁崇焕仕途得意之时,他的家族也得到荣誉和物质利益。如他去世的祖父、父亲皆因他得到朝廷封赠,他的亲弟袁崇煜在东莞、藤县、平南皆有房屋、田产,他的嗣男袁兆基则荫锦衣卫官。随着袁家日益显赫,与广东地方大族、巨绅豪商的联姻也接踵而至。如袁崇焕亲妹嫁与唐洪村唐庸行,亲女许字广东博罗大族韩日缵之子,嫡侄女嫁与东莞大族何嘉椭次子。

 

第三,守辽的失败直接招致袁家的灭顶之灾。

 

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被逮下狱,袁崇焕及其家族的命运就此扭转。当袁崇焕被定罪处死,思宗曾想族诛袁崇焕,辅臣何如宠据理申救,思宗才宽释袁族,只诛袁崇焕本人,并罪其妻、子、同胞兄弟流放二千里,袁族得以“免死者三百余口”。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惨遭杀害。不久,地方官奉旨籍没袁崇焕家产,并流徙袁崇焕家属。关于袁家抄家流徙的情形,以往学界并不清楚。以下依据《度支奏议》和《孟水斋存牍》的记载阐述相关细节。

 

由于从军边塞,袁崇焕有两个家,分别是宁远督师府和东莞水南老家。袁崇焕廉洁奉公,直至被杀抄家,他在宁远的家仍是“家徒四壁”,东莞家中也仅有“祖遗薄产”及“祖遗屋数椽”,真可以说是“家无余资”。崇祯三年十一月,辽东巡抚丘禾嘉奉旨籍没宁远督师府,得“书籍、财物十六笥,枪二,马一”,“俱解京”。旨令户部查收,变价充饷。据《度支奏议》记载,户部奉命查核处理籍没之物,将诰敕当场焚毁,关帝像一幅、玉带二条、铜盔一顶、蟒甲一领、青段甲一副缴还内库,勘合转送兵部,佛经转发佛寺,其他衣服、扇子、金器、玉器并铜钱等物共估价变卖1103两8钱5分。这便是袁崇焕的全部家财。往例查抄官员家产必稽查再三,以防诡寄挪移,可是对于袁崇焕家产一查之后就不再过问,正是知道袁崇焕为官清廉。

 

其他被籍没者多是袁崇焕弟弟袁崇煜和侄子袁兆基的产业。如据《袁督师行状》记载,东莞水南家中被抄没者,“皆同产兄弟崇灿子兆基与弟崇煜及祖遗薄产”。而据《孟水斋存牍》二刻勘合“详袁崇焕家产并流徙地方”记载,这些财产属袁崇煜“掌管营运”。崇祯三年初,袁崇煜举家西逃藤县,东莞所留土地、房舍共估值5361两5钱5分5厘。东莞县衙上呈广州府抄家案牍,并请移咨广西藤县追并籍没,可见袁崇煜在藤县也有房屋、产业,故牍云“以藤县为狡兔之窟”。

 

由于袁崇焕家属分居宁远、东莞两地,故流徙之地有所不同。当时,袁崇焕宁远家属有妾阮氏、女儿二人、族侄袁兆晰等,东莞家属则有母亲叶氏、妻子黄氏、亲弟袁崇煜、亲侄袁兆基及其家人。

 

1.宁远袁崇焕家属流徙情形

以往研究者谈及袁崇焕宁远家属的流徙只是引据两个记载,分别是程本直《漩声记》云:“(袁崇焕)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数龄之女,方游魂于浙水之上也,复赍魂于黔山之间。”又余大成《剖肝录》云:“家口在辽者徙流浙,复改黔;在籍者流闽。”故据此判断袁崇焕宁远家属被流放贵州。但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据《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记载,崇祯三年十一月,辽东巡抚丘禾嘉押解并将宁远袁崇焕家属、行李等情况造册到户部。据《度支奏议》堂稿卷一八《查奏逆属安置缘由疏》载,户部具题:“据册内,妾一口,阮氏,亲女二口,俱无名,一口六岁,一口三岁,应遵明旨,俱流二千里安置。族侄一名袁兆晰,据称族侄,今在崇焕衙内拘获,亦非无干之人,应否并流?袁天赦一名,脱逃。使女新莲等四口,家人扶福等七名,义妇张氏等三口,俱应释放,行李入官。案呈到部。”即是说当时被缉进京的除了脱逃的袁天赦,还有袁崇焕亲人4人以及奴仆、义妇相关人等14人。由于此前圣旨只说流放袁崇焕妻、子、同胞兄弟二千里,因此丘禾嘉认为奴仆、义妇“俱应释放”,族侄袁兆晰则请旨定夺。然而思宗以“杜乱萌”为由,下旨将袁崇焕族侄、仆从一并流放:“逆仆扶福等一十五名口,同阮氏并女二名,及袁兆晰,都着依律安置。”(万历)《明会典》规定“广西布政司府分应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应流福建”,又规定“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滨海州县安置”。由于袁崇焕是宦籍广西藤县的广东东莞人,按照规定其家属应由顺天府押解交广西抚按递解流放广东,然而广东是袁崇焕乡邦,所以圣旨称:“不许递解原籍,更恣狡脱。”因而按照流放二千里安置的要求,宁远袁崇焕家属先被流放浙江杭州府昌化县,崇祯帝认为这是流放“善地”,大怒。据《度支奏议》堂稿卷一八《查奏逆属改发安置疏》载,崇祯四年九月,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将袁崇焕宁远家属改流放云南广西府维摩州,崇祯帝从之。

 

袁崇焕宁远家属流放云南又有许多史料可资佐证。如《崇祯长编》卷五十崇祯四年九月戊寅载:“帝以罪督袁崇焕家属阮氏等十九人不应流徒杭州善地,驳行浙江抚按改徙云南广西府维摩州。”又赵吉士、卢宜撰《二续表忠记》卷二《督师袁公传》亦云:“初议流杭州,得旨罪督家属阮氏等十九名不应流徙善地,驳行浙江抚按改徙云南广西府维摩州。”按《度支奏议》据奏旨案牍,《崇祯长编》《二续表忠记》据崇祯邸报,所言流徙云南当确。程本直《漩声记》和余大成《剖肝录》所云流放贵州,盖滇省广西府维摩州与黔地邻近而误。这是研究袁崇焕宁远家属流徙问题时应该更正的。

 

此外,谈及袁崇焕家属被流放,许多人常引据《明史·袁崇焕传》的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本传史源为《二续表忠记》卷二《督师袁公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按《国榷》卷九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载思宗圣旨:“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崇祯长编》卷三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载此旨:“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度支奏议》堂稿卷一八《查奏逆属安置缘由疏》也载:“应遵明旨,俱流二千里安置。”可见,袁崇焕家属是被流放二千里,而非三千里。

 

2.东莞袁崇焕家属流徙情形

袁崇焕东莞家属按照规定被流放福建。母亲叶氏以“年老不徙”,“仍留其祖遗屋数楹,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妻子黄氏如前所述是投江而死。袁崇煜、袁兆基及其家人被流放安置邵武县,袁崇煜曾作《问天赋》以诉冤。邵武百姓知道袁崇煜是天启初年清廉知县袁崇焕亲弟,“怜之,济其困乏”。袁珏《前明蓟辽督师袁元素先生》组诗咏道,“弱弟问天天已醉,寡妻赴水水无声”,“家徒四壁久萧然,骨肉流离旧治迁”,即指此事。

 

3.袁崇焕族属后裔去向

讨论完袁崇焕家属流徙情况,附带讨论袁崇焕族属后裔的去向问题。

 

据《剖肝录》记载,崇祯八年谪戍广东电白的余大成曾往东莞吊祭袁崇焕,与袁崇煜相遇,可见此时袁崇煜已由福建潜回广东。袁崇煜有子,故余大成希望其子效仿岳飞子孙为袁崇焕白冤。惜袁崇煜、袁兆基家属入清之后,后裔隐没不闻,东莞水南也已没有袁族近支;流放云南的袁崇焕妻女和族侄袁兆晰亦不知所踪。踪迹见诸文献的只有袁崇焕族属后裔。当袁崇焕案发生后,包括袁崇焕妻女在内的袁子鹏一枝受到抄家流徙的重惩;由于害怕被连累族诛,袁子鹏弟袁子腾一枝闻风远徙避祸。据前引《家谱》载,袁子腾有二子,长崇炜,次崇烨;崇炜早卒,此人可能即袁崇焕《三乞给假疏》中所谓堂兄生员崇茂;崇烨逃到江西信丰定居,30余年后,即康熙年间,返回平南白马,见祖宅、山田、场业已失,“无奈赴平南坞江口寄宿谋生”,年近六十娶妻,生子鹄云,四传而至袁炳,即袁崇焕祧继嗣孙。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授意广东巡抚尚安寻访袁崇焕后裔,然而广东东莞已经没有近支宗裔。鉴于袁“宗支、子姓”已定居广西平南,故乾隆帝又命广西巡抚朱椿寻访。最终,平南知县缪琪在平南城内找到袁崇焕五世嗣孙袁炳瑘瑡。袁炳后裔后来再迁大安路塘、溪塘。抗战前夕,举族迁六陈镇桥背村。而平南白马西江码头顶的袁崇焕故居于嘉庆间为藤县十大家之一的何氏所有,故居前原有袁崇焕手植大榕树,嘉庆二十四年“何氏伐之,以广其居”。民国初,此宅被转卖给何益清,一直为其后裔所居。

 

4.关于袁崇焕有后裔之说

清末以降盛传袁崇焕有遗腹子之说。发其端者为屠寄《袁富将军战略》一文。文中说,袁崇焕被杀之后,“妻子流寓汝宁,明鼎既革,有子曰文弼,从征有功,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即是说袁崇焕妻、子流寓河南汝宁,其子袁文弼于明清鼎革之际加入汉军八旗;晚清将领富明阿乃其五世孙。《清史稿·富明阿传》《黑水先民传》《黑龙江志稿》皆据以认为富明阿乃袁崇焕六世孙。富明阿及其子寿山、永山又到处宣称是袁崇焕后裔。如民国初,东莞人陈伯陶修《东莞县志》记载:“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其妾生一子,匿都城民间。大兵入关,为满洲某所得,隶籍于旗。”又说:“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邻县,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燕村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吾督师几世孙也,尔祀吾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又“粤东驻防崔永安亦尝与人云,光绪甲午凤凰城之役,统领永山战死。永,富明阿子,曾言与余为同乡。问之,曰余督师后裔也”。20世纪30年代,东莞人张江裁著《东莞袁督师后裔考》,极力主张富明阿一系为袁崇焕直系后裔。80年代以后,又有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薛衔天《名将筹边继祖风———从袁崇焕到寿山》肯定张江裁说法,袁崇焕有无后裔遂存疑问。

 

  其实,根据上述对袁崇焕家属流徙的研究,当时袁崇焕妻、女被缉送京,并未依祖大寿,且是被流放云南,并非流寓河南,所以所谓袁崇焕妻子流寓河南的说法不符实际;张江裁所谓袁崇焕入狱后其妻、子往依祖大寿,后随其降清入旗籍也是臆说。众多的明末清初文献皆证明袁崇焕没有直系后裔,只有现住广西平南县六陈镇桥背村的袁氏族人才是他的近属后裔。

 

文献来源:《历史档案》2016年第2期,第70-80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王荣湟,1988年生,福建晋江人。2010年至2017年就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中国史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所讲师。主要研究明清史、中国佛教史。

 

END

转自:南开明史学

法律顾问:宋江南律师 |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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