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明金锦州之役考辨
王荣湟
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摘要：崇祯三年八月，后金与朵颜苏布地部联军焚掠锦州一带，攻克双堡，毁右屯卫城而去。《国榷》和《清太宗实录》都误将此役归档于崇祯二年。通过对明末兵部档案和明末清初史籍的考察可见，史籍记载的锦州之役还有一些错漏，比如将“双堡”误作“双台堡”、明军斩敌首数之误、宁锦运船被焚事的遗漏。后金军与朵颜部联手攻明是出于对明军收复永平四城、出塞征讨朵颜部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此役明军采取坚守之策，坐视后金军焚掠郊野，这种被动局面与当时明朝腹背受敌、蓟辽边警并急的战争形势有关。
关键词：明清战争 锦州之役 国榷 袁崇焕 朵颜部
中图分类号：K248.3
The Jinzhou War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1630
Abstract: In August 1630, the Manchus united Duoyan mongolian tribe to invade Jinzhou of Ming dynasty, capture Shuangbao stronghold, then destroy the wall of Youtun. The war had been set in August 1629 by Guoque and Qingtaizongshilu. By analyseing the record of Ministry of war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other records, there had been some mistakes and omissions in records, such as shuangbao wrongly written as shuangtaibao, the number of killed enemy, and the omission of burned carrying vessels. The Manchus united Duoyan mongolian tribe to invade Jinzhou in order to revenge the early military strike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war, Ming's army had taken the policy of defending tenaciously in bastion, and just sit by and watched the enemy looters.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d be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war.
Keywords: The war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the Jinzhou war; Guoque;Yuan chonghuan; Duoyan mongolian tribe
宁远、锦州一带是明清战争的重要战场。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天启七年（1627年）的宁锦之战、崇祯四年（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1640—1642年）的松锦之战，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战。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崇祯三年（1630年）曾发生锦州之役。关于这场战役发生的时间以及具体战况，以《国榷》《清太宗实录》为代表的常见史籍都存在错讹，如果不对这些错误记载进行考辨，将影响人们对明清战争史的认识。本文将通过挖掘相关原始档案文献，澄清上述常见文献的错误记载，在此基础上考述这场战役的起因、经过、结果与影响。若有不当，请专家指正。
一、锦州之役爆发时间考辨
清人关于崇祯三年（1630年）明金锦州之战的记载主要见于《清太宗实录》：
先是命贝勒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率兵万人，往略明锦州、宁远诸境，焚其集聚，秣马田野中，凡一月，俘获以三千计，至是师还。[1]
《清太宗实录》以追述方式将这场战役系于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由战役进行时间“凡一月”来判断，后金发兵时间在天聪三年八月。众所周知，《清太宗实录》等官方实录是在清人相关档案、记注文献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但是，《满文老档》无天聪三年八月、九月档案，遍查天聪年间其它现存满文档案，也未发现《清太宗实录》的史源。
其他的清人官书和传记文献记录此役都很简略。例如指挥这场战役的后金军统帅是济尔哈朗，《八旗通志初集·济尔哈朗传》记载：
[天聪]三年九月，与德格类、岳托、阿济格诸贝勒率师一万，往攻明锦州、宁远等处，焚其积聚而还。[2]
《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清史列传》等书收录的济尔哈朗传也有类似记载。[3]再看参与此役的后金将领德格类，《钦定八旗通志·德格类传》载：
天聪三年九月，同贝勒济尔哈朗等略明锦州，焚其积聚，俘获无算。[4]
其他文献收录的德格类传记载与此雷同。[5]参与此役的后金将领还有岳托、阿济格，相关传记文献的记载也与此基本一致。如《八旗通志初集》记载：
[天聪]三年，[岳托]同济尔哈朗等掠锦州、宁远诸处，抵其境，焚其积聚，蹂躏凡一月，俘获以三千计……[6]
[天聪]三年，[阿济格]同济尔哈朗贝勒等略明锦州、宁远等处，至其境，焚其积聚，蹂躏一月，俘获三千。[7]
学者指出，清代官书和《清史稿》的编纂在史料上受到《清实录》的重要影响。[8]比较上述记载的内容和叙述方式可见，《清太宗实录》记载此役最详，其他清人官书和传记文献的记载是在《清太宗实录》基础上的简写，也认为明金锦州之役发生在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民国年间成书的《清史稿》,其中《太宗本纪》以及济尔哈朗诸人列传都延续此说不改。[9]
明人文献关于这场战役记载较清人文献为详。如《国榷》载：
[崇祯二年八月]乙丑，建虏三千骑、属夷束不的三千骑，自大镇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桥铺、自松山，直薄锦州。丙寅，又至，大焚掠。庚午，陷双台堡。辛巳，建虏出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10]
《国榷》将此役时间系于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上述“乙丑”“丙寅”“庚午”“辛巳”分别指十三、十四、十八、二十九日。《国榷》点明此役后金军与朵颜苏布地（即“束不的”）部合兵，袭掠地点在锦州一带，取得攻陷双台堡、拆毁右屯卫城的战果。
《国榷》作者谈迁（1594-1658）是明清之际有名的遗民史家，他写作《国榷》主要依据明实录、邸报、方志、文集、笔记、杂史等文献，崇祯朝史事便是“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缺文”[11]而成。但是，查清初明史馆汇集崇祯朝邸报编辑而成的资料长编——《崇祯长编》，在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九月部分未见记载此役。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国榷》以较高编纂质量成为研究崇祯朝历史的必备参考史籍。故而一些清初史籍对此役的记载，在叙事方式和内容上基本沿袭《国榷》。如佚名《崇祯实录》载：
[崇祯二年八月]乙丑，清兵合束不的入大镇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桥铺、自松山直薄锦州。庚午，入双台堡。辛巳，出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乃出。[12]
《崇祯实录》对《国榷》多有参考，但为清人所辑，故避忌讳而改“建虏”为“清兵”。明遗民史著则无避忌。如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载：
[崇祯二年]九月，建人合束不的入大镇堡，分二道，直薄锦州，入双台堡，出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乃去。[13]
佚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则记载：
[崇祯二年]八月，束不的道建州兵自大镇堡分二道，一自杏山高桥铺，一自松山，直薄锦州，进克双台堡。寻自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14]
《山中闻见录》将此役系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明显是误写，其他文献皆如《国榷》系于崇祯二年八月。
既然清人官书文献以及常见的明人文献都将明金锦州之役记于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那么按照常理，判断此役发生于崇祯二年八月，应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这个推断无法解决它与当时辽东战局存在的矛盾。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至七月，后金汗皇太极与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多次遣使通信议和。袁崇焕致皇太极的两封书信于七月初三日才由后金使臣白喇嘛带到沈阳，七月十六日明军哨卒赵登科又持袁崇焕书信一封来到沈阳。[15]当时明金双方还在就议和事宜进行周旋，为表议和之诚，后金军不可能立即于八月再起侵伐之师。崇祯二年八月下旬，已掌握东江事权的刘兴祚曾奉袁崇焕之召前往宁远。九月刘兴祚抵达觉华岛，碰巧袁崇焕在锦州巡视，于是他又前往锦州会晤袁崇焕。[16]如若此时锦州烽火在郊，袁崇焕如何能巡视锦州，且召刘兴祚面商东江机宜？此外，崇祯二年十月，袁崇焕因叙秋防功被加封太子太保，[17]这证明这段时间辽东战局是比较稳定的，如若两个月前即崇祯二年八月发生了明金锦州之役，锦州郊外遭到焚掠，明廷怎么可能对袁崇焕不追究责任反而加封呢？
另据《逃人档》记载，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初九日，后金副将阿山因其兄阿达海被诛，由阿尔喇地出逃明朝。皇太极派兵捉拿阿山，大贝勒代善、台吉岳托和萨哈廉等往威宁路，阿济格往陶赖托路，台吉阿巴泰、豪格往凤凰城路，台吉济尔哈朗往析木城路。阿山来到黄泥洼外的明军墩台，派人向明军请降，明军将来人处斩，阿山害怕，逃至巴颜喀拉山，于十六日夜回到沈阳请罪。[18]阿山逃亡一事，《满文老档》未载，《清太宗实录》有详细载录。[19]既然崇祯二年八月中旬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人正分兵四处搜捕阿山，岂有他们分身袭掠明锦州之理？
那么后金出兵焚掠锦州究竟发生于何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以晚出且同源的常见文献作为依据，而应深入挖掘明人文献和清人文献所依据的史源，通过掌握原始文献进行判断。
先看陈仁锡《无梦园初集》的两段史料记载。其一，《海集一·纪四城残破善后》载：
八月十三日，奴酋三千、束不的三千繇大镇堡寅时入，分二股，一股上杏山高桥铺，一股上松山，直薄锦州城下，放火烧一带庄屯。十四日，又薄锦州城，四面咸烧，复散深入，烧掠庄屯。十八日，克双堡台。八月廿九，繇大凌河、小凌河、右屯卫大路而去，将右屯城尽拆毁，惟祖大乐得首级三颗于杏山。[20]
比较这则史料和前述《国榷》记载的内容和叙事方式，不难看出《国榷》史文是对这条史料的简写，而且将月日换成干支纪日。陈仁锡于崇祯初任职翰林院编修，因皇长子降生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奉命颁诏辽东，崇祯三年（1630年）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署国子监司业事。[21]陈仁锡“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22]，特别留心辽东战事、边镇武备，因而《无梦园初集》对研究明清战争史有重要史料价值。《国榷》行文多次援引《无梦园初集》和陈仁锡的观点，因此《国榷》关于锦州之役的说法，史源无疑是《无梦园初集》。
考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1628—1629年），明朝与后金在辽西处于对峙之局，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军避开宁锦防线取道蒙古毁蓟镇边墙入塞（史称“己巳之役”），先后占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至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明军方将后金军逐出塞外，收复四城。《纪四城残破善后》虽未纪年，但它记述的内容是明军收复关内四城的“善后”事宜，显然记述的锦州之役是四城收复后所发生，而不是己巳之役之前的事。不过不能据此判断锦州之役发生在崇祯三年八月。
《海集一·再犯锦州情实》更为详细地记载了锦州之役的经过：
奴犯锦州，仅六七千骑，强弱相半，八月内从大镇堡入。本堡离锦州止十数里，在本州西北。奴至城西河边，河离城有三四里。奴分三路，一路取松山所。松山在锦州正南，离十五里，隔乳峰山，上有接火台。正南有王官山，山上有新筑敌楼。正西有黄土岭，岭上亦有接火台。正东有望城岗，岗上亦有敌楼。各楼台内铳炮俱备。奴不敢近城下，止往东南一带庄村抢掳焚烧，庄村农民归并双堡，因双堡台圈坚固，趋避者千余人，牲畜称之，卒以无援，力尽倾没。双堡离锦州五十里，离松山三十里，而松锦兵将不出门一步，无一矢加奴。凡双堡迤东，零星屯民，杀掳殆尽。嗟嗟！辽人归复故土，不一二载间，生聚几何，而又值此屠戮乎？一路取杏山驿。杏山在锦州西南，离三十五里，西邻塔山所一十余里。城虽石砌，炮铳可支。且奴不满三千，仅自保守，无援可待。稼穑尽被烧毁，屯民杀掳无数。至若围困锦州之奴，亦不满三千，特远扎一营，四散焚烧场圃。而前锋总兵祖大乐始得突入，其余将领不过闭门观望而已矣。抚院初到，收保未及，又秋成方殷，农民涣居，遂致奴复得志，从大小凌河东去。[23]
这则史料也未纪年，但是其中提到参与此役的两位明军将领，有助进一步判断锦州之役的时间。其中一位是祖大乐。祖大乐是祖大寿之弟，他因未参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的宁远兵变被记功，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升游击，十一月已官参将，因己巳之役立功，于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擢左军都督府署都督同知，直至大凌河之战前夕一直官任副将。[24]如果锦州之役发生于崇祯二年八月，那么祖大乐官职应为游击或参将，而不可能是“前锋总兵”，这表明这场战役肯定发生在己巳之役以后。
这则史料还提到一位初来莅职的“抚院”。明代巡抚往往带都察院兼衔，“抚院”即“巡抚”另称，此处指代辽东巡抚。考崇祯元年（1628年）明廷应蓟辽督师袁崇焕之请裁去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因此崇祯二年（1629年）的辽东并未设立巡抚。明军收复关内四城之后，兵部尚书梁廷栋进献抵御后金的横竖二局之策，并举荐丘禾嘉、孙元化分别担任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据《崇祯长编》记载，丘禾嘉被授辽东巡抚在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25]正式履职则在当年八月。[26]《明史·丘禾嘉传》载：“禾嘉初莅镇，大清兵以二万骑围锦州。禾嘉督诸将赴救，城获全。”[27]崇祯四年（1631年），孙承宗在上疏中说：“去岁贼困抚臣丘禾嘉于锦州，人心惶骇。”[28]都是指锦州之役。由此可见，这位“抚院”指辽东巡抚丘禾嘉。按照丘禾嘉任辽东巡抚的时间来判断，锦州之役发生于崇祯三年八月。
值得注意，《清太宗实录》和《满文老档》有记载间接透露此役发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后金军攻伐扎鲁特部，贝勒代青投降，代青之子善都投奔科尔沁贝勒孔果尔，后追随其父留在后金，代青父子与阿济格有隙，曾告发阿济格六事，其一为“善都告贝勒德格类云：庚午八月，我兵往略宁远、锦州时，阿济格率十一人追杀我，有塞思珀者，射我二矢”[29]。“庚午”为崇祯三年，善都参与崇祯三年八月焚掠锦州之役，故向领兵将领贝勒德格类告发此役同行的贝勒阿济格欲加迫害之事。这是清人官方文献关于此役发生在崇祯三年的有力证据之一。
据《满文老档》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二十二日，皮岛明将刘兴治派人来到沈阳与皇太极接洽，二十八日皇太极派人给刘兴治兄弟去信，该信的满文本中说：“尔自远方馈送之物，皆已收受，今回赠些须薄物，聊表微意耳，请收纳之。八月间，我出兵锦州，捉生问之，该人报称：‘五哥杀岛上官员而叛，上命黄户部率二千兵，以诱捕五哥等语’。”[30]《史料丛刊初编》收录该信的汉文原本，此称：“远颁厚贶，对伻领悉。聊具薄仪，幸惟莞纳。八月间，我兵抵锦州，获土人，闻说列位擅杀南朝官员，已差黄户部领兵二千，设防诱捕列位。”[31]不管是满文本还是汉文本，该信都明确指出崇祯三年八月后金军出兵锦州，曾捕获明兵。这是清人官方文献记载此役发生在崇祯三年的又一证据。
综上可知，清人官书文献以及常见的明人文献都将明金锦州之役的时间误记为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此役实发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
二、锦州之役若干史实考辨
由于锦州之役规模较小，关于这场战役的具体战况及结果，清人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或不乏错漏。根据现存多份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的、与锦州之役直接相关的兵部档案，并参考一些明末清初史籍透露出的战斗细节，现对锦州之役的若干史实进行考辨。
1.锦州之役战况
（1）后金军发兵与侵入明境
前述清人文献只说后金将领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率兵一万攻略锦州。《无梦园初集》《国榷》等明人文献则称此役是后金军与朵颜苏布地部合兵，凡六千骑，可见清人官书所谓“率师万人”“率师一万”等乃是概数。
《兵部为申饬豫备以固危边事》提到后金军发兵锦州的战前细节。据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辽东巡抚丘禾嘉塘报：
据回乡人南良善供称，东奴每达子拏炒面二斗、箭一捆，驮带盔甲，于本月初三日过河，口称犯宁前一带地方，不知何处去讫等情，到院面审。东夷果于初三日上马，于监内放出二贝勒，令其领兵，其言凿凿可据。乃连日远哨四出，不啻三四百里，渺无踪迹，计必从老河一带去矣。[32]
由此可见，八月初三日，后金军西渡辽河，进攻明朝。塘报中所说的从监狱中被放出的“二贝勒”是指因永平屠城被罪遭监的大贝勒阿敏，锦州之役实由阿敏亲弟济尔哈朗统率，故明军情报有此误传。据《崇祯长编》记载，明廷得到丘禾嘉塘报，担心后金军声东击西，“以小队缀关兵于关外，以全力加蓟、密之间”[33]，命令蓟镇、密云、宣府等沿边各镇严阵以待，且要求丘禾嘉多加侦探。
《兵部题<山海总兵宋伟塘报>行稿》记载了《无梦园初集》所未见的后金军侵入明境的详细军情。据记载，八月十四日山海关总兵宋伟塘报：
本月十四日寅时分，据前锋副将孟道塘报，哨至三座塔地方，哨见达贼约有五百余骑，调队从东往西而来，系东奴旗号，望后灰尘不绝等情到职。业于是日塘报讫。又本日卯时分，据孟道差夜役周得功执箭口报，十三日辰时达贼五百余骑，从石哈喇山进境，后面灰尘大起，不知其数等情。至本日巳时分，据山海路尖夜刘全执箭口报，有达贼在塔山蔡家山扎营，有塔山奇营共城守二副将带兵马在头台下营。同时据塔山左掖营城守副将刘应选等差役杜尚义、孙见执箭口报，达贼无其数，在蔡家山扎营，离塔山五里，有两副将带领兵马在头台下营。又同时孟道差方友功执箭口报，有达贼二万余骑到沙河堡，哨马达子到松、杏山高桥、蔡家山为止，老营达子在锦州城石门子，调三个头站立等情。各报到职。[34]
这则塘报指出，八月十三日，后金军由三座塔、石哈喇山进入明朝边境，直攻锦州城，大队人马驻营锦州城外的石门子，有小股部队的哨骑在蔡家山扎营，后金军哨探已进至锦州南面的松山、杏山、塔山一带。所谓后金军有两万余骑当是虚张声势。
（2）锦州、松山城下的交战
《无梦园初集》并未详细记载锦州、松山城下的战况。《兵部为紧急夷情事》转录辽东巡抚丘禾嘉塘报，记录了锦州城下的战况：
本月十三日卯时，东奴无数从大镇堡深沟进境，打大白旗号，竟奔至锦州城西北面。本院发兵出城，随有罗景荣、祖泽溥、中军储定邦首先过河迎敌，东奴暂退，依山扎营，分为三股，一股往南，一股往松山，大队尚在本城外。[35]
后金军只是虚攻锦州，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城，后金军随即撤退，依山扎营，接着又分兵两路南下，一路往西南攻打杏山，一路往南攻打松山。松山在锦州正南十五里，驻防的明军闻知后金军逼临锦州，随即派骑兵增援。《兵部为紧急夷情事》录八月十四日松山所游击蔡可贤塘报，记载了松山城下的战况：
本月十三日子时分，据乳峰山台接传锦州烽炮，卑职即同前锋左营参将祖可法各差拨夜李大元、周尚礼等驰赴锦州哨探。去后，随据报称，达贼已从大镇堡进境，掌数十个头子，势甚凶勇。职等随共挑有马官兵五百五十员名骑，各带领中军李一松、何崇德前赴锦州策应，驰至王保山，与贼相遇。时因众寡不敌，职各收兵回城，仍会同左营副将祖可法、车营参将盛忠、坐营都司郝自演、署锦右粮厅事经历查维宪、原任管粮厅今丁忧通判朱正源、原任备御王化准、魏守祖等，及中、千等官陈光祖、赵大捷、蒋怀良、吴奉诚、刘世泰、赵天佑等，各分派信地防守。摆设粗就，贼即分兵两股，一股奔锦州，一股奔松山，大白旗数十余杆，直冲西北角，红旗数十余杆，直冲东北角，我兵奋勇尽力，用炮攻打，自辰至午，连声不绝，贼死无数，不能近城，复撤兵从东西山后行至南面扎营，被我兵东南两面台兵移炮下台，连打数炮，贼复退去，离城五里。至酉时分，达贼复从山南直冲东面，被炮打，退回至杨大人岭，离城十里扎营。[36]
由塘报可见，松山明援军在王保山与后金军遭遇后，随即退回城中固守。后金军兵分两路，攻打松山城的西北、东北二面。松山城附近的乳峰山、王官山、黄土岭、望城岗上都有明军的接火台或者敌楼，铳炮俱备，防御坚固，后金军不敢靠近城下，被迫退到杨大人岭。杏山城位于锦州西南三十五里，西距塔山十余里，城内铳炮完备，明军固守城中，也抵御住后金军的试探性进攻。
（3）增援锦州的山海关、永平明军
《无梦园初集》未记载明军的军事部署和增援锦州的军事行动。据《兵部题行<辽东总兵祖大寿塘报>稿》记载，为支援锦州，明廷陆续从山海关、永平调派援兵，一方面命令山海关总兵宋伟合兵宁远，防范后金军进犯山海关，另一方面担心后金军西窥蓟镇，不主张辽东总兵祖大寿领兵出关赴援。祖大寿身为辽东总兵，原驻守锦州，锦州之役发生之际为何不在锦州？原来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祖大寿率兵攻克后金军窃据的滦州，副总兵何可纲入据后金军弃守的永平城。据《兵部为骑兵散漫无统谨择选能将暂资署理事》记载，崇祯三年八月，因祖大寿率军驻守永平，张弘谟、祖大乐分任宁前和松锦两路协守副总兵，关外十五营骑兵无人提调，辽东巡抚丘禾嘉建议由何可纲任其职。[37]可见，锦州之役发生时，祖大寿驻防永平。《兵部题行<辽东总兵祖大寿塘报>稿》记载了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祖大寿派援兵出关的情形：初十日，祖大寿“发副将刘应国带领该营官兵，出关防剿”，十四日“拨发副将郑一麟、陈邦选，各领官兵自永平起身，出关防剿”。明廷认为祖大寿已调派三营六七千援兵，要求他“勿得悉锐出关，致有疏虞”。[38]
明援军并未与后金军接战。《牧斋初学集》卷47载录孙承宗行状，中云：“[丘]禾嘉初莅镇，奴兵二万围锦州，禾嘉恇骇请救。公分调诸将，援兵四集。诸将请出奇一创之，禾嘉不敢从。遂堕大凌，毁双堡而去。”[39]锦州和杏山城下的后金军都不足三千，因为辽东巡抚丘禾嘉畏懦怯战，结果坐视后金军焚掠锦州郊野，并攻占双堡。
2.锦州之役战果
明清史籍所载锦州之役的战果，不乏错漏，主要有以下几处：
（1）失陷的是“双堡”而非“双台堡”
锦州之役后金军值得一提的战果是攻克了双堡。据《无梦园初集》记载，松山城守坚固，后金军不敢近城，往东南一带焚掠；双堡是防御坚固的堡台，当时有附近农民千余人避难其中；八月十八日双堡因孤立无援被后金军攻陷，双堡以东的零星屯民也被后金军杀戮殆尽。双堡离锦州五十里，离松山三十里，大致在松山东南方向。《国榷》《崇祯实录》《山中闻见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都将“双堡”写作“双台堡”。《牧斋初学集》卷47载孙承宗行状，称“双堡”。由此可证，“双台堡”是“双堡”的误写。
（2）被遗漏的宁锦运船被焚一事
明末兵部档案和《无梦园初集》并未指出此役后金军焚烧宁锦运船一事。《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三年（1360年）八月辽东巡抚丘禾嘉汇报：
宁锦运船泊于海口数日，为大清所觇，遣兵截而烧之，重载十余只，及岸上粮车，焚毁殆尽。大使刘本恒、委官佟守先被擒，随行衙役五人俱被杀，锦州领粮降彝百余名悉为所掠。[40]
《崇祯长编》的这个记载据自邸报，实属可信。崇祯四年（1631年）阁部孙承宗在上疏中说：“臣又念去年八月间，狡□（缺字，应为‘奴’）毁我右屯，烧我粮船，特以镇臣[祖]大寿在关西，未得一创。”[41]也证明粮船被焚一事属实。后金军焚烧宁锦运船，破坏松山、锦州一带明军屯田，这证明前述清人文献所说的“焚其积聚”是属实的，而其所谓“俘获三千”显然是夸大战功。
（3）祖大乐杏山斩敌首“四级”而非“三级”
锦州之役明军战果极为微薄，只祖大乐于杏山斩有敌首。前述《海集一·纪四城残破善后》称“惟祖大乐得首级三颗于杏山”，即斩敌首三级。祖大乐于杏山斩级一事，《兵部题行<辽东总兵祖大寿塘报>稿》有详细记载：
据辽东总兵祖大寿塘报，本月十六日□寅时，据后劲中营副将祖大乐差夜不收王应举□（缺字，下同）□□报，十三日自中左所起身，行至杏山二台子，撞□□□对敌，斩获首级四颗，达马七匹，当收兵回进□□。同时又据副将何可纲等差夜不收王大官执令箭口报，同张存仁、钟宇、刘抚民、海叁代，从兴水县□口，捣其老营。十四日午时，与贼对敌，已获大功，俟查数□另报等情。为此先行飞报，等因到部。[42]
兵部尚书梁廷栋获悉塘报，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八日具本题奏，十九日思宗下旨要求巡关御史“将官兵捣营功次，限九月十五日速行□明具奏”。比较上述塘报可见，祖大乐于杏山斩敌首实为“四级”，而非“三级”。此次锦州之役中，明军战果不过是“斩获首级四颗，达马七匹”，因此陈仁锡感叹以明军最精锐的关宁军尚且对敌如此，后金军进犯关内自然无所忌惮。此役明军在兵力上没有遭到重大损失，但是台陷粮焚，屯田遭到破坏，在战略上表现得相当被动。
三、锦州之役及其评价
综合上述考辨，锦州之役的大致情形是这样：后金军与朵颜苏布地部联军派骑兵六七千，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三日由锦州西北十数里的大镇堡阑入，分兵三路，焚烧村庄，杀掠村民，一路攻打松山，一路攻打杏山，一路扎营锦州城外；明军松山、锦州守将闭门防守，山海关、永平援军也未能投入战斗，坐视十八日双堡失陷，城堡外的村庄、庄稼遭到焚掠，屯民被杀戮无算，宁远、锦州海边的运船也遭劫焚；八月二十九日，后金军才由大凌河、小凌河大路东去，且将右屯城拆毁；明军只有副总兵祖大乐于杏山斩首四级。
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后金军刚撤出劫掠明朝京畿半载的己巳之师，为何当年八月又发动了锦州之役呢？“东兵久驻遵、永，一旦夺而还之，心必不甘遂已”[43]，在明人看来，后金出兵锦州意在发泄永平四城沦失之愤，展示自强之势。就出兵规模来看，后金军并未出动主力部队，只是派出六七千骑的偏师，其意不在大举进攻明朝，不言自明。后金军进入明境，主要是在锦州、松山一带焚烧村庄、庄稼，杀戮屯民，战后又拆毁战略要地右屯的城墙，可见后金军此役战略目的是为了破坏明军宁锦前线的屯田和筑城，干扰明军的战略部署。八月之际，“秋成方殷，农民涣居”[44]，锦州郊野屯民和庄稼遍布，予敌可乘之机，因此后金出兵选在此时。后来大凌河之战前夕，明军就吸取此役教训，预先将运船粮食和郊外屯民“收保大城”[45]。
明廷对后金军事行动的战略判断有所偏差。他们认为后金军此役是声东击西，真正意图是进犯山海关以西的蓟镇、密云或者宣府。执掌辽东军务的阁部孙承宗也认为后金军此役“盖以我兵在内而乘外之虚，又欲久围锦州，致我出内兵以援，既可邀我野战，兼可致我疎蓟之防，仍图西窥”[46]，因此并未调派关内辽军主力东援。辽东巡抚丘禾嘉驻防锦州，采取闭门固守、坚壁清野的策略，不敢派主力出城作战，坐视后金军焚掠锦州郊野。此役明军失守双堡，船粮被焚，虽然没有大损失，但是表现得极为被动，使后金军顺利实现战略意图。
就当时明金战争局势来看，锦州之役中明军战略应对的被动有深刻的原因。己巳之役以前，明朝与后金主要战线在关外宁远、锦州一带，明朝将防御重心放在宁远、锦州，相对忽略了关内防御。己巳之役表明，山海关以西的蓟镇等地也成了抵御后金的前线，明朝防御压力大大增加。为了加强蓟镇防御，己巳之役后明廷主要工作是修复被后金军毁坏的关内城池和蓟镇口隘城墙，增兵添将，补充军械、马匹。后金军焚掠锦州，明廷不敢调驻守永平的祖大寿率辽兵主力东援，正是因为担心虚弱的蓟镇再次受攻。在辽东军事防御的全局上，到底该以宁锦为战略重心，还是优先强化蓟镇防御、拱卫京畿，明廷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大凌河之战前夕，主张修筑大凌河城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被撤职，“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47]，使大凌河城工和防御力量受到影响，这是明军大凌河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因此，锦州之役其实是己巳之役的余波，明军调关外辽军精锐入援蓟镇，收复永平四城，于是后金军乘机袭击锦州，使得明军在防御蓟镇和宁锦之间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当时关外明军只存五万，分守九城，兵分力弱，而且缺乏战马，故“昨□（缺字，应为“奴”）窥松、锦，而不能出战也”[48]。
锦州之役爆发时，明朝不仅要直面后金的军事威胁，还受到多方军事力量的战略牵制。崇祯初察哈尔林丹汗称雄于宣府、大同塞外，一度进犯明边，明朝被迫增加市赏银拉拢林丹汗，然而林丹汗并不真心守盟。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林丹汗乘后金军入犯之机，“以十万骑抵宣府胁赏”[49]，明朝地方官括府库予银八万两，林丹汗不满意，于崇祯三年八月再次“拥兵逼大同”[50]，给明朝西北边陲造成严重威胁。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摄领皮岛西协的参将刘兴治发动兵变，杀死副总兵陈继盛等人，控制了东江镇。刘兴治兵变恶化了明廷与东江镇的关系，使辽东海上防线受到威胁。如何妥善安抚刘兴治，避免其公开叛乱、投降后金，是明朝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总之，察哈尔部的犯难和刘兴治兵变使明朝腹背受敌，无法全力对付后金，在辽东战场上更加被动。
锦州之役中后金与朵颜部的合兵，也从侧面体现出己巳之役后辽东战争的新态势。崇祯初，由于各种原因，漠南蒙古各部纷纷归附后金，且为后金攻明效力。喀喇沁部和朵颜部就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与后金军结盟。己巳之师其实是后金军和归附漠南蒙古部落的联军，主要有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和科尔沁诸部。朵颜苏布地部虽然未随同后金军入塞，但是先给后金提供入塞的通道，又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乘机入建昌路塞内抢掠，完全扮演着后金盟友的角色。己巳之役后，明军问罪“勾连假道之束部”[51]，孙承宗命令总兵王威直捣苏布地部巢穴，“后先斩首二千余级，俘获无算，近边三百里外庐帐远徙”[52]。朵颜部与后金军联手发动锦州之役，正是出于对明朝的报复。
由以上分析可见，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的锦州之役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考虑到后金军发起这场战役的原因、明军应对此役的战略判断、军事行动，以及这场战役的经过和结果，这场战役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己巳之役的余波，且反映出当时辽东战局的新态势。此时的明朝一方面陷入后金和察哈尔部东西夹击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因发生边镇兵变而内耗，无法全力对抗后金；同时，宁锦防线的屯田、筑城又遭后金军干扰和破坏，明军难以将河西防线继续向前推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时明人为何会有“东祸迫矣，较前日为力更难矣”[53]的感慨。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崇祯五年为支援大凌河而发生了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的兵变，加速了明朝辽东防线的瓦解。战争的成败和兵变的出现有其具体的原因，然而从总体的战局和长期的战争态势发展来看，却是明金双方战力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余论
由对崇祯三年（1630年）明金锦州之役的研究可知，应当审慎对待明清战争史的相关史籍。《国榷》《清太宗实录》是研究明清战争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可是二者恰巧都犯了编年失误，当是史官编书归档失误所致。《国榷》是私修编年体史书，《清太宗实录》是官修实录体史书，二者对清初史籍和清代官修传记文献有重要影响，因而错误记载就被延续了下来。通过仔细爬疏明末兵部档案、明人文集、清人档案等相关记载，才得以发现这个隐蔽的错误。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一些资料长编和野史笔记抄撮明末邸报、邸抄而成，对研究明清战争史有重要价值；明清战争相关人物的文集和笔记虽然各有其立场和出发点，却是明清战争史的直接见证。研究明清战争史，要更多地去利用这些原始文献，对《国榷》《清太宗实录》《明史》这类晚出的编修史著要审慎对待，不可轻易采信。研究历史，要占有多方面的史料，并对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局限性进行有效甄别，只有利用广泛且经过批判的可靠史料，才能判断和构建接近历史真相的史实。
[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九月癸未，《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74页。
[2]鄂尔泰等修，李洵等校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30《宗室王公列传二·郑亲王济尔哈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56页。
[3]官修：《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6《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第103页；佚名修，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2《宗室王公传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页。
[4]《钦定八旗通志》卷133《宗室王公传十一·原封多罗贝勒德格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6册，第152页。
[5]官修：《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12《多罗贝勒德格类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第210页；佚名修，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3《宗室王公传三·多罗贝勒德格类》，第166页。
[6]鄂尔泰等修，李洵等校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宗室王公列传八·克勤郡王岳托》，第3630页。
[7]鄂尔泰等修，李洵等校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40《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原封英亲王阿济格》，第3678页。
[8]参阅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2-439页。
[9]赵尔巽：《清史稿》卷2《太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页；卷215《诸王一·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8946-8947页；卷216《诸王二·克勤郡王岳托传》，第8981页；卷217《诸王三·德格类传》，第9013页；卷217《诸王三·阿济格传》，第9015页。
[10]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90，崇祯二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494页。
[11]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7《谈孺木墓表》，《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第340页。
[12]《崇祯实录》卷2，《明实录》附录，上海书店影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2年，第57-58页。
[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5，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14]佚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7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下册，第936、939页。
[16]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上册《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42-43页。
[17]《崇祯长编》卷27，崇祯二年十月丁巳，《明实录》附录，上海书店影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校印本，1982年，第1516页。
[18]《盛京满文逃人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18页。
[1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戊辰，《清实录》第2册，第73页。
[20]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海集一《纪四城残破善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84页。
[21]谈迁：《国榷》卷90，崇祯二年二月乙巳，第5470页；《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二月壬申，第1785-1786页。
[22]张廷玉等：《明史》卷288《文苑四·陈仁锡传》，第7395页。
[23]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海集一《再犯锦州情实》，《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81页。
[24]《崇祯长编》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壬午，第1337-1338页；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乙未，第1579页；卷43，崇祯四年二月庚申，第2578页；卷50，崇祯四年九月庚寅，第2924页。
[25]《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六月壬申，第2130页。
[26]丘禾嘉：《备陈边事疏》，见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5340页。
[27]张廷玉等：《明史》卷261《丘禾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70页。
[28]孙承宗撰，李红权辑校：《孙承宗集》卷40《后督师奏疏·应援机宜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1206页。
[29]《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二月辛未，《清实录》第2册，第113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071页。
[31]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上册《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第62页。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册，第48-49页。编者原题作《兵部为东奴蠢动严兵以待请速措粮料事行稿》。
[33]《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庚午，第2270页。
[3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8本，第727页。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第448页。编者原题作《兵部为东奴欲攻锦州官兵奋力抵御情形并有旨事行稿（尾缺）》。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第445-447页。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第54-57页。编者原题《兵部为辽东大将军祖大乐入守永平骑兵散漫无统议荐副总兵何纲暂委署理事行稿》。
[3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4本，第315页。
[3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行状一·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第69页。
[40]《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辛酉，第2257-2258页。
[41]孙承宗撰，李红权辑校：《孙承宗集》卷40《后督师奏疏·辽东筑城疏》，第1202页。
[4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第4本，第316页。
[43]《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庚午，第2270页。
[44]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海集一《再犯锦州情实》，《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84页。
[45]孙承宗撰，李红权辑校：《孙承宗集》卷40《后督师奏疏·严为防守疏》，第1204页。
[46]《兵部为紧急夷情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第448-449页。
[47]张廷玉等：《明史》卷261《丘禾嘉传》，第6771页。
[48]孙承宗撰，李红权辑校：《孙承宗集》卷40《后督师奏疏·条次东西边政疏》，第1192页。
[49]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91，崇祯三年正月，第5517页。
[50]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91，崇祯三年八月癸酉，第5545页。
[51]《崇祯长编》卷36，崇祯三年七月乙酉，第2182页。
[5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下《行状·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第67-68页。
[53]《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庚午，第2272页。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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