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撰文｜王荣湟
王荣湟，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晚明之际，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日益激化。起先是官僚集团因“争国本”事件而分裂，接着科道官、吏部与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又加剧了分裂。到万历后期，“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朋党政治由此形成。各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至天启、崇祯年间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作为活跃于天启、崇祯时期的朝廷重臣，袁崇焕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党争之中。自天启二年（1622）守辽，至崇祯三年（1630）被磔，袁崇焕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党争息息相关。学界对袁崇焕之狱与崇祯朝党争关系研究较多，一般认为袁崇焕的悲剧某种程度上由东林党与阉党余孽、浙党等势力剧烈斗争所造成。崇祯朝党争是天启朝党争的延续，袁崇焕与天启朝党争的关系尤有讨论必要，惜学界关注较少且讨论尚未深入。袁崇焕与东林党有何密切关系，他是不是东林党人？袁崇焕与阉党是什么性质的复杂关系，他为何为魏忠贤颂功、建祠？前贤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本文拟就袁崇焕与天启朝党争的关系做一番专门探讨，试图澄清袁崇焕与东林党、阉党关系的相关争议，并揭示明金（以下统称“清”）战争与朝廷党争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天启前期东林柄政与袁崇焕的守辽活动
晚明政坛出现多种朋党名目，各朋党之间有勾心斗角，又有合作联盟，大致形成东林党与东林党反对派、阉党的政治分野。东林党原是以东林书院为主要阵地、以讲论道学为宗旨的讲会结社。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于是变为一个政治派别，被敌对势力斥为“东林党”。早期东林党人多与创始人顾宪成关系密切，与东林书院多有渊源，“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在宦途上的共同经历是争国本、争京察、攻首辅”。就核心集团来说，东林党不仅是政敌指目的朋党名号，也是旨在捍卫伦理道德、有着共同政治利益的政治团体。
由于得罪明神宗和当权派，东林党长期闲居林下。然而他们始终怀有践行清明政治的理想，与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等反对派坚持作斗争，为集中力量打击政敌，万历后期又与秦党、晋党、江右党等地域性朋党联合。由于东林是清流象征，“东林党”遂成为这些政治势力所共有的名号。泰昌、天启之交，先前拥护太子朱常洛的正直派官员受到重用，东林党人相继被召还朝。由于杨涟等东林人士对熹宗顺利即位起了重要作用，东林势力更盛，完全掌控朝政。“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是东林党一贯用人主张，东林党掌权以后，广泛援引正直派朝士为官，此时的“东林党”已演变为正直派朝士的一面旗帜。清初史家谈迁描述天启初的明朝政局说：“天启初，东林独胜。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东林也。福清叶向高、归德侯执躬，秉权趋风，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
袁崇焕正是在“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政治环境下成为一员守辽军将。天启元年（1621）冬，袁崇焕本是“以边才自许”的一介入觐县令。当时辽东战事处于白热化阶段，袁崇焕于朝觐事毕，“匹马走山海，周视形势七日夜而返”，一时声名大噪。经御史侯恂推荐，天启二年二月被留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广宁溃败，辽东势危，袁崇焕“自陈愿备兵”，遂被提拔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被破格拔擢守辽，固然因为他的才能和爱国情怀，东林党人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推荐袁崇焕的侯恂便是东林党人侯执蒲之子，人称“东林健将”，此外袁崇焕与主政的东林领袖也有密切关系。
韩爌于泰昌元年（1620）八月入阁辅政，是当时东林党领袖人物。袁崇焕是韩爌主持万历四十七年（1619）会试所录取的进士，因此与韩爌建立起门生座主关系。明代座主与门生为家长式隶属关系，座主对门生有关爱、指导、提携之责，门生则有尊崇、支持、协助座主的义务。袁崇焕被破格提拔，离不开韩爌的栽培。后来历史事实证明，袁崇焕两次任职辽东，“有这样一位老师作奥援，他的军事才能才有更多施展的机会”。
谈论袁崇焕天启前期守辽活动绕不开孙承宗。孙承宗是著名的东林党人，于天启二年初拜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袁崇焕与辽东经略王在晋在守关方略上有分歧，孙承宗“自请行边相视”，支持袁崇焕的主张。孙承宗督师山海关，“益倚崇焕”，命袁崇焕修建营房，“如袁崇焕议”安插辽民于关外边堡、募辽民为兵，并听从袁崇焕建议防守宁远。在袁崇焕经营下，宁远“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屹然成重镇”。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采纳袁崇焕意见，派兵据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城，收复河西失地200里。孙承宗守辽四年成效显著，离不开袁崇焕这个“得力助手”。就《高阳集》收录的天启年间孙承宗致袁崇焕的多封书信来看，孙袁二人就修城、煮盐炼铁、兴举屯田、修造舟车、训练车营、抚赏漠南蒙古等辽东军务多次展开讨论。这些军务正是袁崇焕作为兵备道的职责所在。孙承宗“最托重者袁崇焕”，袁崇焕因有孙承宗的支持，他守关外以卫关内、“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以拒东夷”等战略思想才得以顺利实施。
以往学者讨论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都忽略了叶向高的作用。叶向高，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他于万历后期、天启前期两次入阁辅政且支持、庇护东林党，被视为正直派朝士领袖，“东林诸子奉福清（即叶向高）为伦魁”。叶向高对袁崇焕守辽活动的支持首先表现在守关方略上。据《督师纪略》卷1记载，天启二年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的计划，得到旨允，“监军道阎鸣泰、袁崇焕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揆叶向高”，分理军需兵部主事沈棨、赞画军需举人孙元化“亦阴以不可闻于首揆”。随后有孙承宗视察山海关、回京请旨撤换王在晋一事。研究者都肯定袁崇焕在这场方略之争中的作用，可是对袁崇焕奏告叶向高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袁崇焕致叶向高书牍今未见，《后纶扉尺牍》收录前人未见的叶向高回信，云：“守关者不当靠定关门，而当布置于关之外，此定法也。况关外有可据之地，而弃之不守，一旦贼来，岂一墙所能限乎？大教量力度势，事理甚明，阁中诸公皆以为然。但经台之意不同，须当委曲。生拟躬至关上，与之筹划，而凯阳丈（即孙承宗）欲行，不敢阻之。此行不为阅边，盖专为经台与三君计较此事也。经台议论之不同，都下人皆知，形迹一开，将又蹈经抚之前辙。必须曲畅其意，使其欢然乐从，乃克有济耳。”就该信来看，叶向高认同袁崇焕防守关外的主张，并派遣孙承宗以阅边为名，前往山海关与袁崇焕、沈棨、孙元化计议，最终否定八里铺筑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袁崇焕与叶向高已有交往。《三管英灵集》收录袁崇焕诗《寄叶台山相国》，云：“征车慷慨出城闉，赠策临歧语独真。杯酒论心皆血性，干戈满目总风尘。惟求孟氏能生我，难保曾参不杀人。无限忧虞期报国，谁怜边塞一孤臣。”据诗意，此诗为袁崇焕出京赴辽致叶向高之作。按，袁崇焕任山海关监军在天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此诗应作于三月左右。《后纶扉尺牍》收录一封《答袁自如监军》，写在袁崇焕赴任以后、辽东经略王在晋到任前夕。叶向高在信中鼓励袁崇焕，“愿言努力，以答舆望”。正因为袁崇焕与叶向高有交情，所以当他与王在晋有守关方略之争时才会去信叶向高。
《后纶扉尺牍》还收录三封叶向高给袁崇焕的回信。第一封作于孙承宗到关主持防务不久。针对袁崇焕催促防守关外、欲兼武职的提议，叶向高信中说朝廷舆论认为出关之议未可轻谈，袁崇焕欲兼武职一事应与孙承宗商量可否。第二封信主要为朝士对山海关军政的纷嚣言论而发。当时有部分朝士为阻挠出关之计，攻击孙承宗误信山海关总兵马世龙。从叶向高回信看，袁崇焕在来信中解释了马世龙遭谗缘故，叶向高感到“差强人意”。叶向高回信又提到廷推蓟辽总督一事，袁崇焕主张停推蓟辽总督，叶向高认为蓟辽总督职在镇守沿边近京一带，不可罢去。天启四年三月，廷推吴用先为蓟辽总督。这是这封信写作时间下限。第三封回信针对袁崇焕来函提出的出关复辽之策而发。叶向高认为辽东明军士卒未精、军饷不足，缺乏反攻后金的物质基础，希望袁崇焕谋定而动。叶向高在信末提及自己几番苦求离职，可知该信当作于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罢官前不久。
由上述可见，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间袁崇焕就辽东军务向叶向高提出诸多建议，希望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予以主持。叶向高将辽东边务委任孙承宗，也对袁崇焕颇为器重。可以说，天启前期袁崇焕能够成为守辽军将，其守辽活动顺利进行，与叶向高、韩爌内阁的支持以及督师孙承宗的扶植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天启前期东林柄政的清明政局。
二、袁崇焕对天启朝党争的政治立场
以往讨论袁崇焕在晚明党争中的政治立场，一般认为他倾向东林党，由于缺乏史料佐证，不能确定属于东林阵营。个中缘故有学者认为是崇祯时期邪党利用袁崇焕案打击东林党，“袁崇焕和东林党的关系成了东林党人的忌讳，因而隐晦不彰了”。其实，相关史料并非隐晦不彰，袁崇焕诗就透露出他的政治立场。
东林党内廷同盟者王安被太监魏忠贤杀死，这一宫廷政变使天启政局发生微妙变化。魏忠贤凭借熹宗信任掌控司礼监和东厂，并勾结外廷官员，组成阉党政治集团。阉党是一股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将汇集正人清流的东林党视为眼中钉。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向阉党发起猛烈反攻，因未获皇权青睐而败下阵来。阉党为扳倒东林党，先把矛头对准庇护东林党的叶向高，他们利用林汝翥事件逼迫叶向高于该年七月离职。袁崇焕密切关注这场党争风波，作有《闻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此寄之》一诗，云：“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忧。举国疑高马，何人问丙牛？乞身原贵早，屈指似难休。肯为苍生计，艰难再稍留？”叶向高是正人领袖，他的离职使袁崇焕对政局深感忧虑，因而寄此诗慰留叶向高。
事实证明袁崇焕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叶向高去职果然使阉党气势更盛。朝中东林党要员先后被免职，继任首辅的袁崇焕座师韩爌也被放逐。魏忠贤起用党羽任中央、地方衙门要职，“天下大权悉归忠贤矣”。天启五年三月，阉党利用汪文言案制造党狱。阉党认为罗织东林党罪名，“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因此利用辽东封疆问题迫害东林党。杨涟等“六君子”被下狱拷掠至死，原辽东经略熊廷弼于同年八月被害，传首九边。袁崇焕对“六君子”之狱和熊廷弼案的态度见诸《哭熊经略二首》诗：“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这两首诗是袁崇焕见熊廷弼头颅的吊祭之作。“爰书冤及魏元成”句自注“时杨、左之狱词连及公（即熊廷弼）”，表明袁崇焕认为杨左之狱、熊廷弼案都属冤案。袁崇焕在诗中盛赞熊廷弼的才能和功勋，为其备遭惨毒而悲痛，他对阉党诛戮善类的悲愤之情显而易见。
为达到将东林党斩草除根的目的，阉党分子出于个人好恶开始编造东林党籍。这些党籍文献不下十余种，属“私书”性质，故名单有所不同。阉党进而炮制《东林党人榜》，是榜乃仿宋代元祐党人碑而造，是公开性政治文件，共收录309人，为官者削籍，为民者永锢，已死者追夺。《三管英灵集》收录有袁崇焕针对这一党争事件而作的《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一诗：“忍将一纲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姜纬堂怀疑该诗为伪，理由是阉党不把袁崇焕当作东林党，袁崇焕也非与阉党针锋相对，所以“诗中所言，自与崇焕之行事不侔”。按“早识机关动隐忧”句自注：“予曾寓书台山相国，深论及此”，即说作者曾去信叶向高，预见到阉党夺权的图谋。《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提及叶向高的除了此诗之外，还有《闻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此寄之》《寄叶台山相国》两首诗，《闻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此寄之》尤与此诗紧密相关，可知诸诗为一人所作。前已证明袁崇焕与叶向高关系密切，有书信来往，故判断这三首诗为袁崇焕之作合乎情理。
《东林党人榜》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刊布天下，可判断袁崇焕之诗作于此时。榜中人士“以其反对阉党之故，反得贤名，而以列名于榜为荣”，袁崇焕以不入榜为憾事，他自视为清流、支持东林党的政治立场溢于言表。诗中“点将”指《东林点将录》，为“东林七录”之一，是阉党比附《水浒传》天罡地煞名目而编造的。袁崇焕在诗中表达出对阉党利用编造党籍的“毒手”大肆株连清流的义愤之情。
以上诸诗足证袁崇焕同情支持东林党、敌视阉党的政治立场。进一步说，袁崇焕是否为东林党人呢？判定政治人物是否属东林党，学界多以《东林党人榜》为主要依据，辅以《东林点将录》等党籍文献。其实，东林党概念、外延不断变化，天启年间东林党已成为正直派朝士的旗帜；阉党编造党籍之时，“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东林党”更泛化为囊括阉党政敌的政治符号。袁崇焕一直密切关注党争，但并未直接参与其中，阉党未把他当作政敌，故而未将其列入《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若就此而言，袁崇焕确非东林党人。不过，《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一诗“曾知道学宜常讲”句引人注意。所谓“道学”即天理心性之学。当时人称赞袁崇焕“洞究名理，淹贯经史”，即说他对名理、性命之说理解很深。在《乐（率）性堂读书示灿、煜二弟》一诗中，袁崇焕提出“率性”之说，强调通过苦读先儒经典回归“忠孝”伦常之道。袁崇焕支持讲习道学，且经常莅临学校与诸生讲学，与东林党主张不谋而合，这可能是他政治立场偏向东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崇焕因宁远之捷升任辽东巡抚，由于不满阉党祸害辽东边防，他与阉党的矛盾有所激化。天启六年（1626）三月，魏忠贤派太监6人镇守山海关，监督军务。袁崇焕上疏反对，遭魏忠贤反感。当时舆论“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魏忠贤却在袁崇焕上疏次日任命“腹心”王之臣出任辽东经略（“经略”不久改名“督师”），很明显并不信任袁崇焕。袁崇焕好友孙元化“请以关外事专委崇焕，恶崇焕者谮之魏忠贤”，竟遭罢官。魏忠贤还对袁崇焕用人计划加以破坏。天启六年六月，袁崇焕遍上阁部揭帖，请留用好友茅元仪，兵部尚书王永光欲部覆茅元仪以副总兵照旧充任军前赞画，听袁崇焕委用，遭魏忠贤呵斥。王永光辩道：“此袁巡抚所题，边事急，岂可格其所用？”魏忠贤厉声道：“尽凭袁崇焕，要你部中何用？你只畏人威势！”并以“钻刺”名义将茅元仪削职为民。
据同治《苏州府志》卷96记载，苏州人张一宿，“游京师，尝主应山杨涟邸舍”，为杨涟草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魏忠贤欲加迫害，“一宿走塞上以免”，后被袁崇焕征辟为记室。记室是掌文书的幕府佐吏官，袁崇焕征辟张一宿当在天启六年三月担任辽东巡抚、开府招揽幕僚以后。袁崇焕敢于容留、庇护张一宿，他支持杨涟等东林清流的立场不言而喻，上述魏忠贤对袁崇焕的敌对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三、天启末年袁崇焕与阉党的合作
天启四年至天启六年袁崇焕敌视阉党的政治立场历历可考。然而到天启六年冬，袁崇焕与阉党相处不特相安无事，且出现上疏称颂魏忠贤的现象。
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疏辞升荫，并称颂魏忠贤：“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坤、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这是袁崇焕第一次疏颂魏忠贤。其后几次上疏，袁崇焕也颂美魏忠贤与阉党。十一月二十六日，袁崇焕疏请屯田关外，末称：“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十二月十三日，袁崇焕报吊使往还情形，归功“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且谋算周详”。十二月二十六日，袁崇焕奏后金使臣来宁远事，疏末归功魏忠贤：“乃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帘无数。”在请班军四万修扼要疏中，袁崇焕甚至将宁远之捷归功魏忠贤：“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如厂臣前日条议，极稳最胜者。臣今春宁远之战，则厂臣之所谋也。”以上疏奏出自《明熹宗实录》《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这类官方实录体史书，可靠性毋容置疑，袁崇焕称颂魏忠贤确属事实。
“颂珰”现象的产生与当时朝廷政局有关。天启六年二月，阉党兴起东林“七君子”之狱，将周宗建、缪昌期等人逮捕，掠死狱中。“三案”是阉党打击东林党的口实，阉党又编纂《三朝要典》，将东林党“邪论”勒成罪案。为了营造魏忠贤绝对权威的舆论氛围，阉党在章奏中歌功颂德。他们以“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千岁”“老祖爷”“九千岁”等名号称誉魏忠贤。其中“厂臣”称号最为普遍。袁崇焕上述疏中提及魏忠贤，或曰“厂臣”，或曰“厂臣魏忠贤”，正是这一政治环境的产物。它表明至少表面上，袁崇焕对阉党的政治态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问题是袁崇焕为何有如此转变呢？
张世伟在《登抚初阳孙公墓志铭》中说，当时孙元化同僚曾“讽公稍□结之，姑以纾祸”，孙元化“弗应”，后来遭到阉党夺职；而“崇焕初不肯颂，以群咻不能自异。后虽徼宽政，谓‘边臣不可以常例’，挌原弗论。然何若公之皦然不污也”。这篇孙元化墓志铭据自孙元化行状，而孙元化与袁崇焕“交最厚”，又长期在辽东参赞军务，对袁崇焕很了解。因此，这篇墓志铭所说当较符合袁崇焕“颂珰”的处境。
阉党“以不誉厂臣为罪”，将“颂珰”作为衡量人心向背的风向标。因此，“颂珰”与否涉及阉党乱政之时袁崇焕如何与其相处的问题。张世伟的话表明，袁崇焕一开始为了个人气节，不肯称颂魏忠贤，后来在举朝“颂珰”的政治氛围下不得不改变态度。如果袁崇焕拒绝“颂珰”，将被视为怀有“异心”，结果就是像孙元化一样遭到清洗，这不仅会断送个人政治前途，也不利于实现收复辽东的个人抱负。因为收复辽东需要利用国家机器调动社会资源，而调用资源的权力掌握在阉党手中。因此，正如罗炳绵所说：“袁崇焕若想在辽东施展自己的抱负，抗击后金恢复辽东失地，不能不与魏忠贤党人合作（或最少不能与他们对抗）。”然而如果与阉党合作，袁崇焕势必要放弃此前与阉党直接对抗的斗争策略，改行虚与委蛇的敷衍之策，这就难免要与阉党同流合污。袁崇焕功名之心太过强烈，在牟取功名与损害声誉之间，他最终选择前者，因此作出“颂珰”这一政治投机行为。
起码从表面上看，“颂珰”是袁崇焕政治立场改变的标志。罗炳绵觉察到袁崇焕与魏忠贤的关系由敌对渐变成相安无事大概在天启六年九月，可是他未能指明原因。笔者以为袁崇焕与魏忠贤关系转变的契机是魏忠贤对吊丧议和的支持。天启六年九月，袁崇焕得到后金汗努尔哈赤病逝、诸子争位的消息，决定遣使吊孝，“图为之间”，“且乘是以觇彼中虚实”，于是有李喇嘛使团的沈阳一行。魏忠贤不顾辽东督师王之臣的劝谏，让袁崇焕全权处理议和事宜。王在晋说吊孝之举“彼时主张虽由崇焕，而设谋实自逆珰（即魏忠贤），逆珰欲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勋，意不止于封侯已也”。就是说，魏忠贤支持袁崇焕议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此时魏忠贤在军需等事务上也尽量满足袁崇焕的要求。袁崇焕疏请钱粮器械，请发马价银，请班军修城，魏忠贤均报以支持。设使没有魏忠贤的支持，袁崇焕宁锦筑城屯田计划不可能顺利展开。从上述“颂珰”疏奏内容看，袁崇焕多是称颂魏忠贤供应军用物资，支持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略以及吊丧议和之举，而且阉党镇守太监、督抚等较少掣肘，能够与他协力守辽。
魏忠贤在辽东的一些人事任命也较合袁崇焕之意。其一是撤下与袁崇焕不协的辽东督师王之臣，让袁崇焕兼制山海关军务；其二是重用与袁崇焕守辽主张相近、关系较好的阎鸣泰。阎鸣泰于天启二年监军山海关、巡抚辽东，与袁崇焕力倡防守宁远、觉华岛，两人“倾盖如故，无言不投”。阎鸣泰于天启三年乞归，“魏忠贤窃柄，鸣泰潜结之”，被任为蓟辽总督。阎鸣泰“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受魏忠贤器重。阎鸣泰好比是袁崇焕与阉党之间的润滑剂，所以有人认为袁崇焕是通过阎鸣泰结交魏忠贤的。其实，袁崇焕“铺张厂功未如阎鸣泰之娓娓”，他并不像阎鸣泰那样完全倒向阉党阵营。
先前宁远之捷叙功，阉党已尝到借口边功牟取利益的甜头。因此，为了利用袁崇焕军功攫取政治利益以及借助袁崇焕抵御后金的需要，魏忠贤出人意表地支持袁崇焕守辽活动。夺取辽东战功的共识以及袁崇焕政治态度的调整，是袁崇焕与阉党关系缓和并进一步合作的政治基础。魏忠贤也开始拉拢袁崇焕。天启六年九月底，因锦州、义州等城收复、屯种之功加恩诸臣，袁崇焕“原荫子锦衣卫正千户，加升指挥佥事，俱世袭，给与应得诰命”。十月，“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后来山海关城壕修竣优叙边臣，袁崇焕获从二品服俸。袁崇焕从魏忠贤滥荫边功中受益，也使双方关系由对抗渐趋和缓。
袁崇焕亦向阉党示好。天启六年十二月，他迎合魏忠贤控制辽东之意，疏请“监臣纪用等移巡关外”，与他“料理边事”。袁崇焕给纪用的信尊称为“老先生大人”，“老先生”是当时京师对极尊者的称呼，“老大人”是晚辈对长辈的恭敬之称，由此可见袁崇焕对纪用等镇守太监的恭敬态度。天启七年（1627）二月熹宗旨称：“刘应坤、纪用、阎鸣泰、袁崇焕，从来意气相信，肝胆与同，谋略总期为国，奏疏不约而合，成绩渐著，深可嘉焉。”显然到天启七年春，袁崇焕与阉党已处于和衷共事的状态。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更疏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建祠一事，《明熹宗实录》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载：“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元勋功翼覆载事，奉圣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鉴悉；合谋建祠，舆情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该部知道。”二者均未援引袁崇焕奏疏原文。因此，罗炳绵认为“袁崇焕是否主动提出请建魏忠贤生祠，应有所保留的”。
关于祠名，《明熹宗实录》说是“懋德”，《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说是“元功”，罗炳绵等前贤未有裁断，其他诸书记载亦有歧异。《国榷》云“元功”，《先拨志始》和《三朝野纪》却云“德芳”。三说究竟孰是？据《明熹宗实录》卷83载，天启七年四月，“山海太监刘应坤请立魏忠贤生祠，赐名懋德”，与同卷所载袁崇焕、阎鸣泰所建生祠同名，实属矛盾，必有一误。《两朝从信录》《皇明通纪集要》《明书》皆言辽东建生祠二所，一曰“元功”，一曰“懋德”。综合这些材料来看，当时辽东建有元功祠、懋德祠，分别由袁崇焕、阎鸣泰和刘应坤建于宁远、山海关。那么袁崇焕所建生祠到底是元功祠，还是懋德祠？《清流摘镜》录有前人未见的袁崇焕请建生祠奏疏，解决了这个问题：“广、平之败，臣以迂憨书生，洒血请缨，虽抱一片丹衷，究无丝毫筹画。赖厂臣忠肝烈胆，主计吁谟，赞九重之恢复，而神器有赐，貂蟒有赐，遣内臣刘应坤、陶文、纪用于山海、宁远，于是辽人知朝廷之不忍弃辽。辽之官生军民，即陷在虏者，亦革其从夷之心以思汉，展转间关，千荼百戮，昔去乡井而流离，今香火如故，保有子孙。若客兵聚东西南北之人，戍人归老，望断生还。自厂臣决御虏之策，此辈于是远于死亡，且有地，粮饷以时，故欲报厂臣，犹之辽人也。若臣之感则又甚。臣不揣寡弱，而建此落落难合之议（即防守宁远），似乎必不可行，而厂臣行之，其成臣之名者，厂臣也。昔夷人以倾巢十八万困宁远，使非厂臣定坚城固守之计于先，臣此时宁有身哉？其生臣之身者，又厂臣也。即令成款之支持，纷嚣易起，筑舍为忧，厂臣决策帷幄，使臣仰受方略，力于疆场以朝廷者，又厂臣也。在朝廷定不靳其报功之典，谨会同总督阎鸣泰，合词以请，敕赐祠额，以垂不朽。得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造危疆，转器输赀，坚我甲盾，设陷设备，屹兹金汤，其茂功朕所悉知；合谋建祠，舆情允洽，着如议行，祠名与做元功。”有此疏奏为证，事实已非常清楚，袁崇焕所建生祠曰“元功祠”。从该奏疏还可见，请求建祠的奏疏由袁崇焕主笔，会同阎鸣泰“合词以请”，因此袁崇焕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确是事实。问题是袁崇焕为何不单独疏请，而要与阎鸣泰合词题请呢？
建造生祠是天启末年阉党“神化魏忠贤”的舆论宣传活动。始作俑者是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建于西湖的普德祠。蓟辽总督阎鸣泰是修建生祠的急先锋，他主持在京畿、宁远修建生祠7所，首倡疏请祠名。袁崇焕被卷入建祠风潮之中，一方面与“抚、按各官不能主持，俱有会稿建立”的背景有关，另一方面想必阎鸣泰起了不小作用。联想到阎鸣泰等人建祠畿南，因强迫孙承宗“具呈”不得，擅自将孙承宗列名于首一事，元功祠之建很可能出自阎鸣泰倡议。
崇祯元年（1628）四月，兵部左侍郎吕纯如在上疏中谈及袁崇焕建祠一案：“生祠之建，刘应乾（坤）、纪用主之，诸将士赞成之，崇焕亦因而委蛇其间，以杀中制怒，其处世原与他人不同。第颂虔顾颇类英雄欺人语，而总之为正论所不宥。此又崇焕之过，而不必讳也。”吕纯如的话说明，除了阎鸣泰之外，镇守太监刘应坤、纪用其实是建祠的主谋，袁崇焕疏请建祠是为敷衍阉党。陈伯陶说：“建祠实鸣泰强使为之。”罗炳绵也认为“阎袁二人请建祠的奏疏，主动的应属阎鸣泰，或刘应坤、纪用”，“不是袁崇焕的主意”。这么说并非没有道理。赵率教与阉党高第关系较好，后又“推客氏为恩娘，结魏良卿为契弟”，想必是赞成建祠的诸将士之一。“初，潘汝桢首上疏，御史刘之待会稿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建祠成为阉党评判朝士政治立场的一种手段。但凡反对建祠或对建祠不积极者，都被阉党视为政敌加以残酷打击。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为了维持与阉党表面上合作的局面，袁崇焕没有像孙承宗那样拒绝联名上疏，反而进一步降低政治底线，选择附和阉党。
以袁崇焕“孤迂耿僻”的个性以及清流立场，他原不会像政治投机者那样为了利益无耻地为魏忠贤颂功、建祠。然而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谋取辽东战功，袁崇焕没有正义凛然地与阉党决裂，反而改变政治立场，与阉党合作，作出“颂珰”“建祠”这等“正论所不宥”的行为。这无疑犯了政治错误，使个人蒙上“媚党恶名”。虽然袁崇焕忍辱负重，在阉党乱政之际顺利推行守辽策略，并率领明军取得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但是这个代价仍然显得太大了。
崇祯初惩治阉党，“颂珰”“建祠”与否成为评判政治人物是否阉党的重要标尺。因此，明廷要起用守制归里的袁崇焕守辽，引发舆论争议。文秉《先拨志始》将袁崇焕列为“逆案漏网”；尚宝司卿董懋中更抨击袁崇焕，“诋为逆党所庇”。上述吕纯如奏疏就是为袁崇焕在“吊孝”“建祠”二案上蒙受的污名作辩护。思宗对吕纯如奏疏的批复是“令与新枢臣议处来说”。“新枢臣”指新任兵部尚书王在晋。上述《登抚初阳孙公墓志铭》所载“后虽徼宽政，谓‘边臣不可以常例’，挌原弗论”透露出兵部审议的结果是：对待边臣不可与朝士一视同仁，袁崇焕吊丧、建祠实属情有可原。思宗在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的圣旨中也说：“前逆党煽虐，委曲苦心，朕已鉴知。”明廷的审查结果足以揭示天启末年袁崇焕被迫与阉党合作的苦衷，也表明袁崇焕虽犯政治错误，但他并非阉党。
有人提出袁崇焕在天启五年曾认魏忠贤为义父，其依据是天启七年十一月抚宁侯朱国弼奏疏所言：“奴贼与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贤乃遣人吊孝，白送却无数金珠，反取嫚书一纸。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此则败坏边事之实。又不惟是也，喜则升九天，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这段话前半部分批评魏忠贤对吊丧决策负有重要责任，后半部分说柳河之役的败将因做魏忠贤义子而被包庇，并未指明是袁崇焕。天启五年八月的柳河之役是山海关总兵马世龙错误发动而致损兵折将的军事冒险行动。职方主事徐日久弹劾马世龙，“世龙阴结忠贤，反削日久籍”。袁崇焕并未参与柳河之役，对此役亦持批评态度，指出：“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显然，父事魏忠贤得以脱罪的败将是马世龙。所谓袁崇焕认魏忠贤为义父之说完全是误读史料所致。
政治斗争非常残酷，在阉党恐怖统治之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䠎龊者乎”，即便思宗在信邸之时也三次上疏“称颂上公”。如果只就表面政治表现认定袁崇焕交结魏忠贤乃至属阉党阵营，而未深究事件来龙去脉和个中隐情，那便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表面上看，袁崇焕为了政治目的改变政治立场，依附阉党，其实他并非真心依附魏忠贤，“颂虔顾颇类英雄欺人语”，建祠也是“不得已”陈请。后来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所列罪状之一是“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这是袁崇焕厌恶魏忠贤之情的不自觉流露。
职是之故，魏忠贤从未将袁崇焕视为同党，即便袁崇焕“颂珰”、建祠，终“不为魏忠贤所喜”。宁锦之战后，“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七月遂允其归”。宁锦之捷叙功时，“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孙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荫，忠贤亦不许”。归根究底，魏忠贤与袁崇焕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双方政治立场截然对立，当袁崇焕没有利用价值了，魏忠贤对他的态度势必从拉拢变为打压。
四、结语
综上可见，天启前期，袁崇焕成为守辽将领，并顺利推行守辽策略，与东林党的支持分不开。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斗争中，袁崇焕同情支持东林党、敌视阉党，但他并非东林党人。天启末年，阉党乱政，袁崇焕为躲避政治迫害、谋取辽东战功，被迫调整政治立场，与阉党合作。他为魏忠贤颂功、建祠有政治投机之嫌，给他的政治声誉带来恶劣影响。虽说天启末年袁崇焕政治表现不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坚持抗金斗争的正面评价。
李洵指出，明末政局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朝廷党争；另一条是农民起义。通过上述袁崇焕与天启朝党争关系的考察，笔者认为民族斗争尤其明清战争也是影响明末政局走向的重要线索，它与朝廷党争、农民起义并行发展，也有相互联系。朝廷党争与明清战争的相互作用关系首先表现在，由于辽东战事是干系重大的晚明国家首务，旷日持久、日益恶化的明清战争走势加剧了朝廷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派系斗争，成为党争的催化剂。天启后期阉党利用熊廷弼之狱镇压东林党、崇祯初反东林势力利用袁崇焕之狱击垮东林党，都是以“封疆案”为幌子。辽东封疆问题也就成了党争的工具和战场。
党争造成官僚集团的内讧和分裂，门户之见凌驾于国是之上，因而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标准。辽东边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他们必须在朝廷党争中选边站队，持敌对立场者就会遭到清洗。阉党夺权之后，蓟辽总督阎鸣泰、关内道刘诏、山海关总兵马世龙主动勾结魏忠贤，辽东总兵赵率教、山海关总兵满桂同样被迫与阉党周旋、合作，才得以保住禄位。如魏忠贤喜欢骑马，这些辽东边臣都曾给他送过良马。袁崇焕能够在阉党乱政之时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的胜利，不是因为阉党比东林党御敌得力，而是因为袁崇焕采取了与阉党既斗争又合作的政治策略。孟森敏锐地指出：“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逐（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
诚然，朝廷各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以及引发的政局变革关乎辽东边臣的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对辽东战局造成很大影响。明末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于朝廷，前线将领的决策权受到很大限制，难以根绝的朝廷党争导致辽东军事领导体制一直存在用人不当、委任不专、难以久任、赏罚不明等突出问题，这是明军屡败于清军的重要原因。如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整顿辽东防务有功，可是与他有隙的浙党姚宗文等人却将其弹劾落职，朝廷代之以“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结果明军很快失守辽阳、沈阳。熊廷弼在首辅刘一燝支持下再次经略辽东，后来叶向高取代刘一燝之位，转而倚任门生辽东巡抚王化贞。广宁败因在于熊、王经抚不和，而熊、王不和的根源在于叶、刘权力之争。孙承宗督辽四载，著有功勋，因曾策划“清君侧”而遭阉党忌恨，阉党百般阻挠孙承宗军事行动，后又利用柳河失利整垮孙承宗阵营。“忠贤党”高第是个无能之辈，一上任就撤防关外，予敌进兵良机，所幸袁崇焕固守宁远，才没使辽东战局进一步恶化。袁崇焕接连挫败后金军于宁锦城下，战功却被阉党攘夺，其本人也遭阉党排挤罢职。阉党王之臣继任后，马上撤防袁崇焕费心营筑的锦州，使其遭到后金军拆毁。党争对辽东战局的妨碍，几乎与明祚相终。甚至到了已经局促一隅的南明诸政权，朝臣罔顾大敌当前，依旧在闹党争、较意气，清军因此更加顺利地夺取了中原。
在晚明党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朝廷党争与明清战争之间的张力没有缓解，反而逐渐沦为恶性循环的死结。但凡勇于担当、尽心为国、任劳任怨的辽东边臣，往往没有好下场。熊廷弼与袁崇焕都是为清军所忌惮的能人，可是都未死于战场，而死于朝廷党争，堪称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而失守封疆的无能之辈如杨镐、王化贞却因为有党羽的庇护，在狱中苟活多年。党争使得功罪倒衡，贤良被害，边才日益凋零，辽东边防因而逐渐陷入无法挽救的绝境。
经历天启朝党争的袁崇焕对此封疆痼疾有很深体任。督师辽东后他曾说，辽东边臣之所以做事很难，是因为要面对后金军和朝中宵小的两面夹击，希望思宗对中枢主政者和任事之人“任而勿二，信而不疑”，不为“谗邪”“谤书”所惑，只要朝廷和辽东边臣内外齐心，“一片精坚，纯气相守，谗邪已无白而间，强敌更何能为攻？从来战胜守固，未有不由此道者”。这就是袁崇焕强调的“战胜在于庙堂”。然而袁崇焕所期待的清明政治在腐朽权贵集团专制的晚明政局结构中注定无法实现，最终他重蹈熊廷弼的覆辙，丧生于崇祯朝党争的火海之中。
【来源】 学术研究公众号
【法律顾问】宋江南律师 |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