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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焕研究】天启年间袁崇焕回莞考略
2022-02-21

天启年间袁崇焕回莞考略

梁姗姗  翁世章

(暨南大学历史系 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宁锦大捷后,本该受朝廷褒奖的袁崇焕却因不与阉党为伍而招致谗言,无奈之下,只好上疏称病,辞官归粤。在宽闲于广东的日子里,他参与了募修罗浮山名胜、重修三界庙等活动,还与在粤的社会名流交往密切,尤其是在得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重新启用以后,粤东名士与袁崇焕饯别,留下《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咏卷》,展现了家乡人民对袁崇焕抗金事迹的颂扬以及对袁崇焕督辽的祝福与建议,同时也可窥见明末清初广东文教事业的兴盛。

关键词:袁崇焕;东莞;罗浮山;三界庙;卷咏

 

梁启超曾言:“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袁崇焕是明季抗金的重要人物,为明取得了宁远大捷,立下了赫赫战功,是明朝颓废的局面为之一振,被朝廷倚为长城,甚至袁崇焕请求为父“终制”都被“夺情”。可是天启七年七月宁锦大捷之后,袁崇焕却向皇帝提出辞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东莞,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故往史迹,成为袁崇焕籍贯东莞的有力证据。因此,了解天启年间袁崇焕回莞前因后果及相关事迹,对今人研究袁崇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袁崇焕遭嫉去职回莞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宁锦大捷的消息传至,明王朝上下一片欢腾,此乃继宁远大捷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于是,天启皇帝下诏表彰功臣,而此次宁远大捷的指挥者袁崇焕仅位列第85名,封赏为“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1]。同样是大捷,宁远大捷后,袁崇焕被加以高官厚爵,功荫子孙,但至宁锦大捷时却只获得形式上的一点表彰而已,这是为何呢?

当年广宁失陷,势力刚刚崛起的阉党分子便借熊廷弼案趁机打击东林党人。至柳河之役,阉党势力正兴之时,更是以马世龙兵败为由逼迫辽东经略孙承宗去职,以阉党分子高第代之。可见,辽东兵事与明廷内的党争联系颇深。而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时,魏忠贤鉴于当时大捷对朝廷形势的影响,不得不对袁崇焕加以利用,因此并未对袁崇焕极力压制,派宦官出镇,并欲对袁实施拉拢政策。然而,如前文所述,袁崇焕虽非东林党人,但他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思想上更趋向于东林党,虽然在阎鸣泰的胁迫之下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但以袁崇焕的性格,那不过是为暂缓与阉党的关系而集中全力经略辽东的权宜之计罢了。至宁锦大捷时,魏忠贤对拉拢战功卓著的袁崇焕已不抱希望,况且经过两次大捷后关外局势已相对稳定,而其时阉党已“内外大权,一归忠贤”[2],受阉党打压的袁崇焕只获得加衔一级与阉党对其进行排挤是有关系的。

此外,魏忠贤还指使朝臣攻讦袁崇焕,《明史》称魏忠贤“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3]等等,袁崇焕无奈,只得向天启帝上《乞休疏》,疏陈自己“积劳病剧,不能供职”,希望能够回家调养。天启帝听信魏忠贤意见,称“袁崇焕拮据封疆,老勋可念。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4]接受了袁崇焕的辞呈。袁崇焕此前也有多次上乞休的奏疏,但都未被朝廷批准,甚至连袁崇焕为父亲守制都被朝廷“夺情”,而今宁锦大捷之后的疏请却被批准,边臣的去留受到朝廷内的阉党的把持,朝政昏暗。

天启帝批准袁崇焕的辞呈后,阉党分子继续对其展开攻讦,除攻袁崇焕不救锦州外,还声称袁崇焕与后金议和谋不轨。最先响应魏忠贤攻讦袁崇焕的是阉党分子李应荐和刘徽,此二人在袁崇焕去职后几天便同时向皇帝上书。御史李应荐称:“抚臣袁崇焕撑持残疆,拮据数载,惟是假弔修款,设策太奇,顷因狡虏东西交讧,议者遂啧啧嗤为愚,并以不急援锦州,鄙其为葸此,似不可为。该抚解向后暮气鼓之,实难准其病归而优优叙录其,于抚臣亦庻几无相负哉。”[5]说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为金人所利用,而袁不援锦州乃是不以大局为重的反应,暮气鼓之。督饷御史刘徽亦上疏称:“宁抚素以灭贼自许,中外咸思倚重,而讲款一节闻者不无诧异,说者谓借款为名,抚臣另有作用。未几,一面讲欸奴且有事于东江,攻东未已,奴更西犯乎,锦城此时正望抚臣之作用,抚臣若无作用之可自效也”[6]。指责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乃是另有所谋,尤其是在议和时后金东攻朝鲜,西犯锦州,袁崇焕却并不出兵援锦,其忠心是值得怀疑的。紧接着其他阉党分子如工科给事中陈维新等又上疏奏称袁崇焕与金议和及不救锦州等问题,一时间朝廷中袁崇焕的错误与失误,成为天启帝收到的奏疏的主题。

“三人成虎”,阉党分子的说法也使天启帝对袁崇焕产生了质疑,称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准其引疾求去”[7]。就这样,朝廷上下在阉党分子势力的笼罩下之下,无视袁崇焕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中的赫赫战绩,无视辽东战场八年来只有袁崇焕能退敌的事实……年仅44岁的袁崇焕被冠以“暮气难鼓”的评价,立功反被迫去职。

 

二、罗浮游览 家乡修庙

 

七月,袁崇焕启程回乡,他此时的情绪是非常低落的:国家失土还未收复,国耻还未得雪,然而他却非走不可,丢下花费了无数心血才建立起来的关宁锦防线,离开为之奋斗的蓟辽边疆,“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8]的感慨又上心头。南归经庾岭,家乡就在眼前,他想起自己曾由此北上赴京赶考的情形,而今却又被迫辞官回乡,无限感慨中这种渴望报效国家与不得不离开的相互矛盾更加强烈,在他此时所作的《归庾岭步前韵》一诗中便有所反映: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

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

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

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9]

 

袁崇焕自进士及第至此时已将近十年,然而事与愿违,有志难伸,道明了不得不离去的苦衷。他并不后悔自己曾以身许国,驰骋疆场,只是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迫辞官,经过庾岭时的心情恍如当年落第时一般失意。但即便被阉党排挤,他内心里也仍对皇帝感恩戴德,不敢有丝毫怨恨,对边事仍旧念念不忘,关心国事、渴望报效国家的情怀依旧未变。

过庾岭不久,袁崇焕至家中,万里归来,与家人团聚悲喜交加,涕泪纵横。对于袁祟焕来说,一路上他自辽东而南,满腔愤懑之情,一直都是压抑着的,无法解脱,无从宣泄。只有在与久别的亲人团聚的时刻,他的情绪才得到了适当的宣泄。亲人团聚,原本喜多于悲,但在袁崇焕却是悲多于喜。当初父亲去世,他再三要求奔丧守制却都得不到朝廷的批准,迫于皇命“夺情”视之,国事大于家事,父亲去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吞。如今袁崇焕终于回到家里,可以亲自在父亲的灵位前上一炷香,尽一点做儿子的本分了。可是今日归来,不见老父,不见兄长崇灿,只能睹物思人,又着实真叫人揪心的疼痛。

袁崇焕虽遭排挤被迫辞官回乡,但其在边关奋勇杀敌,先后获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屡创奇功的事迹已传遍大江南北。在英雄的家乡,袁崇焕更是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经常有官宦、士大夫或慕名前来,或与袁崇焕叙旧郊游等,每每至此,袁崇焕内心深处的郁闷便能得到一些排解。恰巧粤中名人正在筹办重修罗浮山寺观一事,他们听说抗金名将袁崇焕自关外归来,便前来邀请袁崇焕一同参与此事,才有了后来的《募修罗浮诸名胜疏》。

罗浮山位于广东惠州博罗县长宁镇境内,是我国道教十大名山之一,司马迁把罗浮山比作“粤岳”,所以罗浮山又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美称。此地毗邻东莞,袁崇焕自家至此不过40余里,但在此前袁崇焕都因一直在外没有到过罗浮山,对于有“山水之癖,即上一丘一壑,俱低徘不忍去”[10]的袁崇焕来说不免有些遗憾。借助此次机会袁崇焕终于能一览罗浮,一睹诸名胜的风采。但对于参与募修罗浮寺观一事,袁崇焕起初是拒绝的。因为在经历了宦海浮沉后,袁崇焕的心态还未完全平复,还没有立即融入到粤东名士的文化氛围之中。当然后来袁崇焕还是答应并为募修工作撰写了疏文,因为此次募修工作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李烟客是袁崇焕的幕客兼姻亲,李最终说服了袁崇焕;而且袁崇焕自辽东归来后欲寻找自我宽慰,融入到当地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正是最佳的途径;此外,当时参与此次募修的多为粤东地区的文人雅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与袁崇焕有着相似的经历,与东林党的关系密切,遭到阉党的排挤,与袁崇焕是志同道合者,因此可以说,此次罗浮山寺观的募修是粤东名人齐聚一堂的盛况。

因为罗浮山乃是道教名胜,而封建王朝中居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思想,所以,袁崇焕以及大多数参与募修的文人雅士,在此次活动中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关于儒家正统性的问题。当然,从袁崇焕所写的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崇焕巧妙地处理了这一关系:

 

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效其款款,而万里之医巫闾忘身殉命,务必得此而后快,余愧也。然地有南北,山之灵、山之性,何分南北?则医巫闾未始非罗浮也,则用心于医巫与用心于罗浮无二也。则烟客与余二身也,一心也;一心而两山也,不隔也。[11]

 

医巫闾山居明代国家祭祀正统行列,而袁崇焕称用心罗浮山与用心医巫闾山无二,将罗浮山巧妙地融入到封建王朝儒家正统思想之中,这样自己为道教胜地募修寺观撰写疏文便也符合儒家的正统了。其他文人雅士也遇到了与袁崇焕相似的困境,但他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坚持了自己的儒家正统立场,合理化了他们的募修活动。

除此外,袁崇焕还参与了家乡三界庙的重修工作,不仅为重修三界庙撰写疏文,还为修庙捐出一些银两。水南三界庙,位于东江岸边,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原为水南八景之一,是水南历史上的重要建筑,供奉的是唐代忠臣魏征。至天启七年(1627年)袁崇焕归粤之时,此庙宇在水南已有70余年的历史了,袁崇焕称水南人对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的信奉乃“人习而神安之”[12]。对“三界”,袁崇焕在其《重修三界庙疏文》中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三界者何?盖天、地、人为三界”,接着他又谈及神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称“人情顾目前而不顾身后,见人而不见天,严于人所见而不严于人所不见者,此中定有神以通之,以起人之俨若思,而收其邪秽。”[13]认为人需要高尚的品德,通过互相劝勉,顺从神灵,就可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当然,袁崇焕依然坚守其儒家的正统思想,虽敬神却更重人,与向神灵祈福的行为比起来他更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因为他坚信“本来无祸,何必免祸?福且无用,何必枉求?”[14]

这所三界庙与袁崇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都流传着很多民间传说。其中有一说称,袁崇焕幼年时背上生疮,久治不愈。袁母便前往东江边的三界庙拜神祈福,见瓦面漏雨,水溃泥菩萨脊背,便找了泥水匠修好瓦屋,用灰沙补好泥菩萨脊背上破损的地方。三界庙不漏雨了,袁崇焕背上毒疮也好了。于是民间便有了袁崇焕是三界庙内供奉的三界公的化身的传说。

袁崇焕被冤杀后,人们开始在三界庙中凭吊拜祭他,三界庙便成为了最早的袁祠。上世纪50年代,东江边上的水南三界庙原庙被水灾所毁。为纪念袁崇焕,人们在今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焕纪念园内右侧重修了三界庙,整个庙宇气势磅礴,雄伟壮丽,古朴威严。今三界庙为五开间三进两廊式结构,第一进为山门,大门正上方正楷横批“三界庙”,两侧各有两根红色石柱;第二进为庙堂,供奉三界菩萨;第三进则为一座廊檐飞翘、肃穆庄严的袁督师祠。祠堂内朱漆雕梁,一座威严的袁崇焕铜像安放在祠堂中央,袁崇焕身着官服,巍然正坐,双手扶膝,浓眉紧缩,表情中仿佛透漏着对边防前线的忧虑和对朝廷朝政昏暗的无奈。

在袁崇焕归粤的这段时间里,他拥有了自出任蓟辽以来难得的悠闲。与弟弟崇煜言:“十年辛苦梦中身,何幸归来与尔亲。正好余闲将读补,休言薄宦使家贫。”[15]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有时也参与到当地的文化事业中来,游览名胜、募修修庙、撰写疏文等等,享受着“归隐”的乐趣。但实际上,袁崇焕内心深处还是积极向往再度出仕,始终牵挂着收复蓟辽失地的事业。


三、再委重任与诃林饯别

 

就在袁崇焕去职后不久,明廷政局发生变化: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由其第五弟信王朱由检继皇位,是为崇祯皇帝。虽然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在继位伊始,便大力清除阉党。这年的十一月,崇祯皇帝趁机打击魏忠贤阉党势力,一纸诏书便贬魏忠贤至凤阳守陵。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又被磔其尸于河间。此后,崇祯继续对其余阉党分子进行打击,有二百六十余人,或被处死,或被遣戍,或被禁锢终身,给气焰嚣张的阉党以致命打击。同时,他还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的东林党官员。

我们再来看袁崇焕被迫辞官后的蓟辽疆场。袁崇焕走后,替代袁崇焕经略蓟辽的是兵部尚书王之臣,王之臣经略蓟辽遵循的是固守山海的保守策略,将袁崇焕之前所坚持的防御、治军等措施废置搁浅,所以,王之臣在辽时的边关局势并不稳定,军纪败坏,将吏贪赃枉法者多,兵士哗变亦时有发生。当时明王朝在东北边疆最大的威胁依然是后金,而王之臣缺乏军事才能,而且他还是魏忠贤阉党分子,所以王氏在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后对阉党分子的打击中被罢黜。整个蓟辽疆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百废待兴。

崇祯皇帝力求选贤任能,恢复大明疆土,但满朝文武却找不出适合的将领来。这时,有人想起前任经略蓟辽的袁崇焕。兵部署部事右侍郎吕纯如疏云:


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而臣持议必欲朝廷用袁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呼而望援兵,而崇焕乃置母妻于军中。纸上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实实从矢石锋刃中,练其胆气,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终可用也。[16]

 

崇祯皇帝自然也听过袁崇焕在辽东疆场上获得两次大捷的英雄事迹,认为袁崇焕应是恢复辽东的最适当人选,于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的十一月份,自袁崇焕离职归粤几个月以后,崇祯皇帝下旨任命袁崇焕为右都御使,掌管兵部添注右侍郎事务,命其回京任职。兵部尚书阎鸣泰疏请补袁崇焕升荫,疏云:“宁、锦大捷,袁崇焕功最大,本兵诸臣均蒙升荫,即以臣不肖,亦叨波予;而崇焕仅加一级,且并其荫而靳之,臣抱愧实甚,此霍维华所以推心不平,而有移荫之请也。今崇焕既蒙起用,则前功明矣。伏祈圣慈垂念崇焕功高被抑之苦,特沛明纶,被给升荫。”[17]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皇帝于又追加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及天津地区的军务,并催促袁崇焕即刻进京面见皇帝。[18]显然,面对百废待兴的疆场,年轻的崇祯皇帝非常需要这位在大明抗金历史上创造奇迹的英雄人物,为他恢复大明疆土,重振国威。而在这期间,此前被罢黜的东林党人钱龙锡、李标、刘鸿训等人先后被重新启用,出任大学士、尚书等要职。

在皇帝圣旨的敦促下,袁崇焕入京赴职。离别广州之际,袁崇焕受到粤东名士的盛情款待,他们决定在广州城内的名刹——光孝寺内为新任督师袁崇焕饯别。参加饯别的粤东名士们与袁崇焕一起饮酒赋诗、题词作画,于是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卷——《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咏》(以下简称为《卷咏》),此次饯别也成为岭南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化盛典。

参加此次饯别的粤东名士众多,分别为陈子壮、赵惇夫、梁国栋、黎密、傅于亮、陶标、欧必元、邓桢、吴邦佐、韩暖、戴柱、区怀年、彭昌翰、释通岸、李膺、邝瑞露、吕非熊、释超逸、释通炯、梁稷等,诸名士或为袁崇焕幕宾,或为乡邻世交,更多的为慕名前来者,他们欢聚一堂,庆贺着同乡袁崇焕的再次被委以重任,也庆贺着收复失地这一希望的再次来临。其中陈子壮与袁崇焕乃是同榜进士,是当年的探花,他是广东南海人,因题诗讽刺魏忠贤被罢官,崇祯时复为朝廷启用。清兵入关后在广东起兵抗清,战败被害,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岭南三忠”。饯别袁崇焕之时陈子壮并未被朝廷复用,他在其家乡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倡议复修南园旧社,发起组织诃林诗社,发挥其文化影响力。梁国栋虽仅为江西彭泽县的县令,但他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在当时的官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黎密、欧必元、区怀年、彭昌翰、邝瑞露等都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多以名流自居,以诗社为名,均为当时广东诗坛的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释通岸、释超逸、释通炯3人乃为明末名僧憨山大师的弟子,他们秉承憨山大师积极参与世俗的理念,关心国家大事,期盼着袁崇焕能早日凯旋归来。此外,邓桢、梁稷等是袁崇焕的重要幕客,他们被袁崇焕的赫赫战功及豪情所感动,慷慨激昂地选择追随袁崇焕,投笔从戎。

当日饯别之地乃为光孝寺,因院内有诃子树,故又名诃林寺,《卷咏》题诗中所提及的“诃林”即为此。当时广州城内有多处私家园林,论及舒适优美的程度,远在光孝寺之上,而粤东名士最终选择在光孝寺内为袁崇焕饯别,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当时粤东士人结社之风兴盛,陈子壮复修南园旧社,与其他十二名士相唱和。明末粤籍名士叶春及甚至无比自豪的称当时“广东好诗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19]而在释通炯的倡议下,陈子壮、黎密等人捐资重修诃林禅堂,落成后复为诃林净社,诸名士在此以吟诗作赋,又时时关心着天下大事。光孝寺三释也积极参与诗社的讲学活动,光孝寺一度成为当时广州诗会讲学的中心。可见当时的光孝寺不仅仅是一处文人雅士聚集唱和之地,还是粤东名士一处议论朝廷政务、抒发政见最为重要的场所。所以,粤东名士们最终选择在光孝寺内为督师袁崇焕饯别。

此次聚会的目的是为袁崇焕饯别,期间赵惇夫绘送别图,陈子壮等人则题诗于图后,遂成《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咏》,赠予袁崇焕。是卷曾经王鹏运、罗振玉、伦明、叶恭绰等人题跋,辗转流传,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内。1935年时,伦明、张仲锐、容庚三人曾出资影印了五十本,分送各地图,书馆保存,是为珍贵的影印本流传至今。目前学界对该《卷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卷咏》中所涉及的相关历史人物生平行状及他们与袁崇焕关系的探讨、诸名士画风及题诗、《卷咏》的鉴别与流传等方面,[20]下面我们将综合前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将这幅历史文化古卷展现于眼前。

该《卷咏》卷首榜书为陈子壮所书“肤公雅奏”四个大字。“肤公”语出《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猃狁,以奏肤公”[21]之句,“肤”大也,“公”乃功也,“奏”则指成功之意。故“肤公雅奏”可理解为大功告成之意,这是粤东名士门对袁崇焕所寄予的宏大希望。

次列赵惇夫所绘的送别图,即《肤公雅奏图》,卷长514cm,宽31cm。赵惇夫乃明末广东书画家朱完的弟子之一,擅长于花卉图,也功诗词歌赋,是南园诗社南园十二子之一,著有《草亭稿》流于后世。正是因为赵惇夫乃南园诗社中擅于绘画之人,所以便由他来执笔作图。然而,他精心绘制的送别的场景却并非光孝寺,而是珠江边上的五羊驿码头,是表现离别之情的叙事性图式。画家注重环境的渲染与情感的表达,画中的人物均无五官,送别的人数也与实际不符,仅以一叶扁舟代表袁崇焕即将奔赴的行程,注入了一定的象征意味,着重表现的则是岭南的叠叠峰峦,暗示着旅途的遥远与艰辛,又含蓄地表达出对袁崇焕的挽留之情。

图后附有参加饯别的粤东名士的题诗,从题诗的主要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称赞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并希望他能继续为抗金建功立业。如陈子壮称“此去中兴麟阁待,燕然新勒更何辞。”[22]欧必元更云:“书从淝水征安石,碑树淮西表晋公。”第二个方面是对袁崇焕本人豪迈性格的描绘。如梁国栋称袁崇焕有“笑倚戎车克壮猷”的气魄,傅于亮也称袁崇焕能“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樽俎似君无。”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则是提醒袁崇焕官场险恶,劝诫他明哲保身。在这19首题诗当中有6人11次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和素书的名字,如陶标“早传黄石奇人秘,未许赤松仙子游。”邝瑞露诗云:“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后来,袁崇焕功未成却已身先死,他的性格告诉世人他不是个知进退的“智士”,而是个奋不顾身的“亡命之徒”[23]。

当然,通过深入的剖析我们也看到,广东士人的这些题诗闪耀着大汉族主义民族优越感、崇高的民族气节[24]。吴邦佐诗云:“只今华驿催征马,中古胡沙扫赤鲸。原是长城雄阙关,更行刁斗不须鸣。”邝瑞露诗云:“汉苑声华识弭貂,莺花吹送木兰桡。新携马骨雄燕市,旧赐龙泉挂半杓。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湖。”题诗作者都借汉时横扫匈奴来寓意袁崇焕在度执鞭疆场必能平定边疆夷蛮的叛乱。在明末边疆危机前表现,粤东名士们在诗中充满狂妄自大的情绪,反映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这种优越感又出促成了这些名士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清兵入主中原后,演出了一幕幕粤人抗清的悲壮场景。同时《卷咏》题诗也反映了作者们强烈的儒家忠君爱国传统思想。欧必元诗中提到袁崇焕“拥侍归来两粤中,四朝三命主恩浓。”李膺诗云:“绝塞功高勤借箸,圣朝恩重倚长城。”用“圣朝”来称赞大明王朝,是士人们忠君爱国的表现,而袁崇焕被朝廷重新启用,这些粤东名士们也受到鼓舞,期待能有机会建功立业,如邓桢诗云:“勒石只堪标懿绩,具瞻还为表凌烟。”傅于亮诗云:“圪上有书留报汉,胸中操算立降胡”。

在粤东名士们情绪激昂的氛围中,饯别的主角袁崇焕也挥毫写下:


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祗树隔红尘。

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25]

 

这时袁崇焕的情绪已与初回广东时截然不同,因为虽然自己正享受着“归隐”的乐趣,但内心深处还是积极向往出仕的,还牵挂着收复蓟辽失地的事业。所以当皇帝的诏书传来,他重拾建功立业的信心,甚至有了“多了从前学杀人”的气魄。

不久,带着满怀欣喜与家乡人民的期望,袁崇焕一路北上,向京师出发。

此次回乡是袁崇焕最后一次回莞,因此,天启年间袁崇焕的归里应为其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之一。虽然袁崇焕此次回莞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这期间袁崇焕积极参与自己家乡的文教事业,留下了大量的史迹供后人瞻仰,也为今人进行袁崇焕的研究提供了相关资料。

 

[1] 《明熹宗实录》卷87,天启七年八月乙未条。

[2] 张廷玉等纂:《明史》卷305《魏忠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21页。

[3] 张廷玉等纂:《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12页。

[4] 袁崇焕:《乞休疏》,《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癸戌条。

[5] 《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条。

[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明崇祯刻本,第392页。

[7] 《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条。

[8] 袁崇焕:《边中送别》,《率性堂诗集集》,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9] 袁崇焕:《归庾岭步前韵》,《率性堂诗集集》,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10] 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

[11] 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跋》,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2] 袁崇焕:《重修三界庙疏文》,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13] 袁崇焕:《重修三界庙疏文》,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3~144页。

[14] 袁崇焕:《重修三界庙疏文》,俞三乐、阎崇年主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15] 袁崇焕:《闲居示弟煜》,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卷11《袁崇焕诗》,清桂林汤日新刻本。

[16] 《崇祯长编》卷8,崇祯元年四月丙午条。

[17] 《崇祯长编》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己酉条。

[18] 张廷玉等纂:《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12~6713页。

[19] 仇巨川纂、陈献猷校注:《羊城古钞》卷3《社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20] 汪宗衍《诃林诸子饯别袁崇焕督辽诗画卷》、颜文广《〈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历史人物考述》、朱万章《岭南诸家题肤公雅奏图卷》及李若晴《诃林饯别——〈肤公雅奏图〉考析》等。

[21] 朱熹注:《诗经》卷5《六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22] 此处及下文欧必元等人题诗皆出自《卷咏》, 故后引不再注释。

[23] 金庸:《袁崇焕评传》,《碧血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815页。

[24]  颜文广:《〈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历史人物考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5]袁崇焕:《过诃林寺口占》,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卷11《袁崇焕诗》,清桂林汤日新刻本。

 

【来源】2013年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  暨南大学历史系/编《袁崇焕历史评价与精神文化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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