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参观袁崇焕纪念园
袁崇焕纪念园将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2010年2月5日，袁崇焕纪念园交接暨挂牌仪式在石碣举行
◆一个由民间集资建成的纪念园，最后移交给政府。这种案例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归属市管后，究竟是朝文化产业，还是朝文化事业发展，这是未来的两个方向
归属市管的袁崇焕纪念园，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第一个春节。
十多年前，石碣水南村民拒绝了商人的投资请求，划出了70多亩土地，筹资3000多万元建起了袁崇焕纪念园。十多年后，水南村人请求将纪念园收归市管。
村里集资建园，政府接盘，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业内专家称“在全国还没听说过先例”。
这个“敢为天下先”的事让水南村做了，然而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补偿款、与邻村的土地划分、管理交接、统筹规划……从村办到市管的蜕变，袁崇焕纪念园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其所属的性质问题。现在，它的发展方向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的讨论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一道待解的难题。
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不少
尴尬现状
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不少
2月5日，这个一直由水南村人筹建、规划和管理的纪念园，正式成为了市属事业单位。由市财政拨款，实现了真正的公益性。
彭劲松从去年由可园博物馆抽调到纪念园任筹备组组长后，一直马不停蹄。他坦言，在这里工作在比整治可园周边环境工作复杂，不仅要按规章制度办事，还要照顾村民的利益。
此外，园内的园林环境质量、文化内涵需要提高，还要重新梳理，规划，增减补删，提升园区景观参观气氛，彰显“岭南园林”的特色。
此前，专家、学者们在认可袁崇焕纪念园的同时，对其细节处颇有微词：史实失真、文物缺乏。彭劲松认为：整个纪念园的建筑风格本应也是一个卖点，但却缺乏应有的岭南建筑特色。对纪念园进行全面勘察之时，还发现了袁督师祠中的一根关键梁柱发生了“深度断裂”，危险系数较高；故居亦有些建筑存在安全隐患，要马上进行安全防护。
春节7天长假，到袁崇焕纪念园游览的人数，将近3万人。在此之前，人数最多的是刚开园的2003年、2004年，每年大约6万人。从2006年开始，参观的人数就逐渐递减，每年大约为2万到4万人。
促成游客人数突飞猛进的原因，除了纪念园门口挂出的红条幅——“免费开放的袁崇焕纪念园欢迎您”之外，还包括了春节期间精心组织的十多项文化活动。
“今年春节的散客特别多，包括周边留莞过年的新莞人。”彭劲松介绍。这和往年不同。在此之前，给纪念园带来经济效益的，主要是旅行团带来的香港、深圳的游客。
2月5日，这个一直由水南村人筹建、规划和管理的纪念园，正式成为了市属事业单位。由市财政拨款，实现了真正的公益性。
袁崇焕纪念园筹备组的十名工作人员在侧门的简易办公室上班，办公室因为回南天，显得潮湿而拥挤。“这里并不是专用的办公室，是由原来出租给医疗诊所改造的。”彭劲松解释。由于此前纪念园主要由水南村委会管理，接待来访业务主要在村委办公楼，因此没有在园区内另设业务办公楼。
这是袁崇焕纪念园留下的缺憾之一，从村管到市管，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不少。
石碣镇副书记黎灿辉坦言：“原先的规划有一些缺陷，比如布局不是很合理。原来投入了很多心血，但随意的东西还是多了一些，历史元素不足。”
连年亏损影响村民的收益
曾经困境
连年亏损影响村民的收益
当时还是石碣镇宣传办副主任的吕文彬回忆，历年来光是他负责接待的次数就超过120次。
花了3000多万元建起来的纪念园，为何收归市管？除了每年几十万元的门票收入，一直连年亏损成为主因。
“当初建纪念园，一是纪念英雄，二是想发展旅游业。也为东莞的历史文化品牌建设作点贡献。”原水南村总支书书记钟灵觉说。他形容筹建过程是“村一级为主，镇一级敲敲边鼓”。为了筹建纪念园，上世纪90年代开始，钟灵觉和水南村有关人士跑遍了北京、辽宁和香港，广州更是去了无数次。到了辽宁兴城，目睹了财政收入比东莞落后得多的兴城，对袁崇焕的重视程度后，他“很感动，在火车上就商量，自己先动手，以后市里可能会帮忙的。”
在很多人眼中，十多年前，刚刚洗脚上岸的水南村民就能有兴办文化产业的眼光，这是难能可贵的。
2001年，香港袁汝南堂宗亲总会给了130万元修缮袁崇焕的故居，就此拉开了建纪念园的序幕。
钟灵觉坦言，最初并没有打算大规模建纪念园，但香港袁氏后人的慷慨捐赠、潘鹤等人的支持，包括杨宝霖在内的多位专家的无私帮助，让他下定决心要建好纪念园。
2003年5月1日，袁崇焕纪念园面向社会开放，曾经轰动一时。
没有哪个村能够拿出上亿元搞文化，家乡人民自筹3000多万元为袁崇焕建纪念园……这样的呼声大量出现在媒体上。
在最初的兴奋过后，问题和麻烦也接踵而来。首要的问题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袁崇焕纪念园名声在外，但一些外地单位和个人把纪念园当成了事业单位。“很多单位就是发一个盖了公章的传真过来，要求参观。我很想跟他们说，我们是私人承包的。”水南村现任村总支书副书记叶炳耀苦笑，但他得免费接待。除了免门票外，一顿午饭也少不了，有时还要送点纪念品。
当时还是石碣镇宣传办副主任的吕文彬回忆，历年来光是他负责接待的次数就超过120次。
除了当初投入的3000多万元难以收回外，每年还需要投入150多万元的维护费。“老是让我们撑，我们也感觉撑不下去了。”钟灵觉说。除了石碣镇连续3年每年给的100万元补贴外，当时的纪念园没有收到过其他财政补贴。
除了后续经费的投入不足外，用地指标困难、资源挖掘整合不够、宣传力度不大、旅游开发欠佳、经营管理人才匮乏，都成为了制约袁崇焕纪念园发展的问题。
袁崇焕纪念园的连年亏损，也影响了水南村民的收益。
在东莞的596个村中，水南村的经济效益一直排名前五十，在石碣镇更是排名前五名之内。但与之不相称的是水南村干部和村民的收入。叶炳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上世纪90年代，水南村人选择把纪念园的这70多亩土地盖厂房，10年至少有5000万元的收入。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十年前盖了厂房，现在就没有袁崇焕纪念园了。”
为期大半年的考察和交接
艰难转身
为期大半年的考察和交接
石碣镇和水南村想出了很多办法，包括给市领导写信，坦诚地表露难处，希望能够借此化解困难。
“原本以为栽了一棵摇钱树，没想到却成了一个无底洞。”因为纪念园一直亏损，村民的埋怨声音出现了。水南村干部越来越感到，一个小村庄要打造一个大品牌，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
石碣镇和水南村想出了很多办法，包括给市领导写信，坦诚地表露难处，希望能够借此化解困难。
黎灿辉说，当时石碣镇有两个想法，一个是镇接管，一个是市接管，当时石碣镇还准备筹建袁崇焕博物馆，也成立了临时办公室。最后，由于土地等许多问题难以协调，还是走了第二套方案。
经过石碣镇人大代表团的讨论，2009年1月13日，一份请求将袁崇焕纪念园收归市管的提案由吕文彬执笔完成，并提交给市人大常委会。
在这份提案中，很实在地写明了“连年亏损，村民怨声四起，村级财力难以为继，严重制约着袁崇焕文化品牌的进一步打造。”
“我们提这个提案，是经过到水南村的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石碣镇人大副主席钟灿桥说，“我们确实代表了村民的意愿。”
吕文彬特别强调了一点：东莞有四大历史文化品牌，分别是“虎门销烟”、“袁崇焕”、“可园”、“东纵”，既然另外三个都已经归市管，何不将袁崇焕纪念园一并纳入市管？
看到提案，市人大常委会立即作出回应，征求市文广新局、财政局的意见。随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赴石碣镇督办事情的进展。
根据一份2009年5月26日的“跟踪督办市人大代表建议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可以看出整个过程的艰难。
在这一次会议上，石碣镇和水南村的代表提出，袁崇焕纪念园收归市管之后，希望市里能够按镇、村在纪念园上的实际投入数补偿，共计4526万元。对于土地处置问题，石碣镇和水南村希望由市里征用过去，并能达到近两年石碣镇征用其辖下部分村土地时的标准，即25万元/亩。
最后的结果是，市财政对纪念园的固定资产进行了3000多万元的补偿。而这片73亩的土地，则由石碣镇以6万元/亩的价格进行土地补偿，移交给市政府作为公益事业用地。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交接过程。
彭劲松介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产清点、对园区状况摸底、建筑设施是否安全。除此之外，还包括原有人员安置、国有资产的安全等。这个交接过程，进行了大约3个月。
属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
未来定位
属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
水南村早在2004年、2005年就成立了“文化产业办公室”，并申请了‘袁崇焕’的37个、70类的商标注册权。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谈到袁崇焕的品牌价值。
东莞能在全国叫响的名人不多，袁崇焕是其中之一。阎崇年曾到访石碣，盛赞纪念园“有着崇高的象征意义”。
收归市管后，究竟是属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这是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
李铭建认为，袁崇焕纪念园由市接管后，后续部署需要慎重考虑。对于后续部署，他认为有两个出路，一是：将纪念园作为一个文化事业单位，靠市财政补贴运营。二是：收归后，再引进民间资本，将民间资本作为经营主体去运营。他建议，江浙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当江浙的一个民营企业要投资文化产业时，政府将给予方方面面的支持。
对袁崇焕纪念园的未来，黎灿辉、钟灵觉、吕文彬等一直参与袁崇焕品牌打造的人，仍显得意犹未尽。
“不应该只是每年财政拨一些款，多一些人来免费参观参观就算了。”吕文彬的观点是，如果到此为止，那水南村人将一手筹建的纪念园交给市管，就没有意义了。
吕文彬等人有一个共同的担心，那就是，当袁崇焕纪念园由非政府的“文化产业”实体，升格为由政府全盘管理的“文化事业”之后，是不是仅仅变身为一个旅游景点，而希望“在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黎灿辉对袁崇焕纪念园收归市管后的期待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吕文彬的理想蓝图是，希望以袁崇焕纪念园为中心，在周边地区打造出一个大型的仿古文化产业园，鉴于西安有“唐城”，杭州有“宋城”，其他城市也有“清城”。他希望这份规划能够填补“明城”的空白。
在这个关于“明城”的蓝图中，水南、唐洪一带的老房子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饮食、影视拍摄、旅游为一体的明朝一条街。吕文彬仍寄希望于有关部门能够实现这一点，“现在东莞的党政领导经常出去进行工业招商，是否也可以基于袁崇焕这个品牌，进行文化招商？”
对于水南村来讲，现实的收益近在眼前。每年二三百万元的筹资利息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年终分红将增加；袁崇焕纪念园仍然可供村民就近观赏。随着游客的增多，水南村周边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这种繁荣景象，或者将为他们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外，水南村早在2004年、2005年就成立了“文化产业办公室”，并申请了‘袁崇焕’的37个、70类的商标注册权。未来，这或许是他们的文化产业梦想东山再起的筹码。
全市旅游资源如何整合
深度思考
全市旅游资源如何整合
如果将来确实有了经营难题，那么，政府是否也会像接收袁崇焕纪念园那样接收其他旅游项目？
一个由民间集资建成的纪念园，最后交给政府。广东决策研究院旅游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铭建认为，这种案例在国内极为罕见，目前还没有先例。他认为，这正表现了东莞政府的实力和魄力，体现了市政府对地方文化品牌的人文关怀。
“对于袁崇焕纪念园来讲，收归市管，将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彭劲松认为，若要想将一些知名文化景点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打造出更大的影响力，带动周边的经济，政府引导尤为重要。他举番禺为例，番禺近些年旅游发展迅猛，虽然该市的自然旅游资源并不丰富，但其旅游业无论是包装、规模还是效益，都是由政府引导，起点高，发展迅猛。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发建设莲花山旅游区和余荫山房开始起步，上世纪90年代中期飞龙世界、飞图梦幻影城等大型人造景区相继建成开业，接着，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宝墨园、长隆夜间动物世界、百万葵园等各类型景区相继落成，最终使旅游业已成为番禺一个重要产业。
在彭劲松看来，市里从水南村手中接管袁崇焕纪念园，就是一个政府开始引导整合各类文化旅游资源的信号。“政府应该是旅游项目的最佳整合者，尤其是东莞，各种旅游资源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品牌。”
由香港企业投资创办的常平隐贤山庄，由个人创办的道滘镇粤晖园、樟木头的观音山森林公园，都面临着各种各样困难。除了L4、L3两班旅游公交分别直通至隐贤山庄和观音山森林公园之外，鲜见更有效率的方式，把它们与可园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等景点捆绑在一起，以东莞城市名片的方式统一对外推介。好在，这些景点的背后，往往有财力雄厚的企业财团做支撑，他们都不存在袁崇焕纪念园这样的困境。
如果将来确实有了经营难题，那么，政府是否也会像接收袁崇焕纪念园那样接收其他旅游项目？被采访对象大多数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课题：袁祟焕纪念园收归市管，究竟是经由行政渠道促成的一个孤例？还是“政府引导，整合旅游”思路的一个开端？
来源:东莞日报
